《桃花扇》

是好的藝術，但跟當代品氣不同，怎辦？

將傳統戲曲創新重製為「新歌劇」這條路上，前仆後繼，僅我這個鮮少看傳統戲的人，看過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的《八月雪》、旅美作曲家加日本導演的《梧桐雨》、當代傳奇的新編京崑歌劇《夢蝶》，卡司都強得不得了，但沒有一部能說服我：所謂「新歌劇」誕生了。

非但如此，有時覺得名牌加名牌還會變災難。去年的《梧桐雨》，背幕古畫投影很美麗：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圖、李迪的紅白芙蓉圖、宋徽宗的瑞鶴圖，配上Philippe Starck設計的Louis Ghost 經典透明椅，就好像高級精品店；但坐在劇院看著欣賞畫面緩緩流過的我，仍無法不覺荒謬，畢竟我又不是來逛博物館。有台灣旅美作曲家，東京新國家劇院（New National Theatre, Tokyo）新銳歌劇導演，加上國家交響樂團NSO、采風樂坊、台日頂尖聲樂家；融合日本宮廷雅樂、敦煌琵琶譜、歌仔戲、京劇、崑曲唱腔，西洋歌劇，集各大名牌於一身，卻搞得優點盡喪，靈氣全無。

機緣巧合，上月又看了一部《桃花扇》—卡司一樣沒得挑：台大教授曾永義編劇，游昌發作曲，還從大陸找來一級導演陳大聯；由台灣戲曲學院京劇班、台北愛樂團擔綱，好個古今薈萃，中西合璧。

但令我動容的是孔尚任的老魂魄，從三百年前發功。做為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孫子，不好好世襲太平官，遠山東老家而遊江南尋訪前朝遺老，花十年寫一部戲，戲還沒上演，官就先給罷了；但孔尚任有信心他會靠這部傳奇名垂千古。就這點，他對了。

他自書寫此劇的目的：「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歎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也。」這點他又對了，還是我也逢末世？看男主角侯方域出身「復社」，但南明從未復矣，國祚一瀉千里。勇於內鬥，怯於外戰，南方小王朝明明危如累卵，滿朝文武卻依然官銜、排場、面子、利祿，樣樣要爭。戲照聽，錢照污，愚腐照樣居高位。

當歌妓們說：「娼優們靠無情無義討生活，官人們靠不仁不義步青雲。」台下響起一陣輕雷：原來古今官場一個樣兒！從樣阮大鋮搶背過椅，一副奸猾潑皮，也輕易獲得共鳴。(突然迸出「小白兔經濟」的現代語彙，則不與置評。)

當看到李香君卻奩一齣，我更不由得感慨：難道不是自恃才藝雙絕、立場凜然，所以敢將人得罪？殊不知人間社會真正的運轉關節，往往藏在這些推受、身段之間。果然，才子佳人生生被拆散，正義擋不住權勢來找碴；當個人才華對抗上時勢所趨，無異以卵擊石；青春為時代辜負，向誰討去？

國破家亡之後，李香君和侯方域意外在廟觀重逢了。但孔尚任沒給他們團圓結局，卻來個三百年後小說《半生緣》式的結論：「我們回不去了。」--這點我欣賞張愛玲多些；孔尚任衷心以興亡之感為主，兒女情長為次；張愛玲小姐剛好相反，不鳥男人那套「道統」。

總之，原以為麥秀黍離，遙遠得很；不料看得心惻惻然。其實無關編曲聲腔、場面調度，我想很可能只是我夠老了，老得可以理解甚麼叫蒼涼，什麼叫無奈，理解為什麼王國維說：「故吾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無論《桃花扇》：「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或《紅樓夢》：「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是一種把人世看破的沉痛，沉痛以至於絕望。

《桃花扇》在傳奇中算敘事性很強的一本，甚至有人說它逐漸遠離戲曲詩文傳統的抒情本質，也有人說它「遜於歌場」（曾永義）；然而，遲也有相反也大有在，五四運動新文學運動一片撻古，傅斯年就點名《桃花扇》：「好文章是有的，好意思是沒有的」，說它：「題目那麼大，材料那麼多，時勢那麼重要，大可以加以哲學的見解了，然而也不過寫了些斜陽芳草的情景，淒涼慘淡的感慨。」（1918,《戲劇改良各面觀》）然而，時隔九十年，我想聽的卻是戲曲中所謂「斜陽芳草」、「淒涼慘淡」，個人以為戲曲的長處在抒情而不在客觀，這這多少也跟民族性拙於客觀有關，戲劇本就是民族性的反映。但民族性豈說改就改？不如揚長抑短。

走出劇院，社會接連演幾天大戲：七十年前敵我不兩立兩黨，飯店內握手言和；飯店外警察和百姓則為了能不能插旗、播歌、自由通行而劍拔弩張；這一切讓我好想回到三百年前跟孔尚任好好泡茶聊聊：「難道又逢末世……」。

延伸閱讀:
劇評：梧桐雨下得太驚聳(空一縷餘香在此)
論文：遙望──從孔尚任《桃花扇》書寫策略的幾點思考談起(陳芳英，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