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黛亞．洛兒（Dea Loher）
導演：安德烈．克里根堡（Andreas Kriegenburg）
時間：2015.08.15
地點：台北城市劇場
劇本給了一齣戲靈魂，舞台賦予這齣戲外型。
簡潔的米白色舞台，像輸送盤一樣將直角摺起的方盒空間水車扇似地向前捲送。令一碟一碟的日常對話小菜，從客廳戲劇（Drawing Room Drama）的分類匣分離出來。此外每一碟上說話的小市民，各自生活，瑣瑣屑屑，初看毫無相干，缺乏敘事主線，盡如過場人物；這雙重抽離的結果，使得這齣戲前三十分鐘觀眾（同時眼球頻繁地在舞台與字幕間奔馳），如坐茫霧之中。
等越過這重「入戲」屏障之後，漸漸可以從編劇的網織中理出角色間的關聯：獨居不出門的保險員Finn，是退休保險員Erwin失聯多年的兒子；跟老爸同住的Linda是他的親姊妹，Finn自殺後她隱瞞老爸好讓他繼續沉醉在「成功給予兒子人生意義」的假象中。他們的姓氏與努力工作卻徒勞無功一場的 Thomas, Monica Tomason夫妻相同（源自日本行為藝術家赤瀬川原平作品系列，暗示一種失去作用的公共建築構物）。生活「幸福」得像同肥皂劇樣板的Schmitt夫婦之間有個秘密：Schmitt先生年輕時曾出售精子；他素未謀面的女兒Mira對親子關係不信任而打算墮胎，男友Josef為她尋找生父卻慘遭滅口——Mira與腹中胎兒都註定無父。Mira的同事Gabi跟男友Rainer到處看屋想像有個家，但Rainer竟在女友催討借款後，用一條紅寶石鑲鑽項鍊企圖勒死她。Rainer又是Finn的保險客戶，宣稱他的錢全交給Finn保管，與前來收拾遺物的Linda發生關係。而Gabi死裡逃生後並不打算與惡狼男友分手，到警察局只為了「備案」而不打算「報案」。受理的警官剛巧就是Thomas Tomason，他手上的怪案包括他老婆頭上的莫名槍傷，以及老太太Ira Davidoff（剛好是香菸香水品牌的名字）的丈夫失蹤案——Ira相信丈夫只是走出旅館散個步而已，43年來她一直住在旅館，彷彿在自己的生命中流亡⋯⋯。
老太太Ira說了一段饒富深意的話：「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是很多？雖然活著卻好像從來沒活過，從自己的人生裡到處搜刮，小心翼翼，好像自己沒有權力擁有，好像不偷來就不會是自己的了。好像，我們是賊。」《失竊的時光》（Diebe），直譯為「竊賊」，大可以是個尋賊抓賊的偵探戲劇，但綜觀全劇，誰是賊誰不是賊呢？誰又偷走誰的人生？
這不禁令人聯想波梅拉（Joël Pommerat）《商人》（2006）中的一段台詞：「我們出賣我們的工作。我們出賣我們的時間。那些我們最珍貴的東西。我們生命的時光。我們的生命。我們是我們生命的商人。」[2]。洛兒（Dea Loher）的「竊賊」和波梅拉的「商人」一樣都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人類處境的一種隱喻：物質上應有盡有，精神上百無禁忌，好像有無限選擇，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實際上我們卻活得毫無價值，儘管人人都拼命地索取、剝削、交易，然結果連自己的生命被剝削、偷竊、出賣而不自覺。
這種晚期資本主義現象隨全球化腳步早已不限於歐陸，但這是一個歐洲視角的隱喻形式：導演克里根堡（Andreas Kriegenburg）在上半場以盛起於1930年代的美國搖擺舞音樂（swing music）暗示資本中產階級的溫暖濫調，下半場改以低限音樂（minimal music）反覆延衍的樂句吊起懸疑氣氛。而當觀眾用盡左腦辨析故事脈絡之後，赫然發現這齣戲要我們偵解的不在敘事結構，而在命題——頗為殘酷的命題，卻以文明理性的形式展示。
正如戲開頭提起的「狼」，這種在荒野中嚎嘯的野獸，不曾在戲中出現，倒是偽裝如羊的人群呶呶不休。中途自殺的Finn或許是唯一做下選擇的人，他以一隻從手上滑落的紙盒，暗示生命真實的重量。然值得玩味的是：題旨既已在中途剝露，劇情接下來還能怎麼走呢？正像Ira的報案，在中場休息前已完成。這齣戲的特色正在於故事碎片看似信手拈來游蕩失依，幾乎到最後才拼湊起來；組織方式大大違逆一般戲劇鋪陳高潮的原則，它不是一齣理性與感性適時交錯、情節與命題同時走完、最後給予人類似「完整」感受的戲劇。問題並未解決的不安感始終懸宕，而表層現象轆轤般繼續編織，可以無止盡似的。
於是360度旋轉的舞台，在我看來猶如超商冷藏櫃的商品輸送盤，前排商品被取走，後排立即遞補。人們生活就像貨架上的即溶包，轉來轉去，意義不變。展現人類生命方式與商品無機物的展示方式，庶幾無異。卸貨完畢，12個角色便一字排開，謝幕終結。隱喻若是血，將汨汨潛滲皮表；倏然發現而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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