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台灣人看澳門城市藝穗節

我第一次到澳門，並且因受邀為2009年澳門城市藝穗節( 2009 Macau Fringe)的駐節藝評人之故，我註定要從劇場去認識澳門。

藝穗節開幕日正逢復活節假期，一天內澳門湧入八萬港客和內地觀光客，無疑對戶外活動的人潮有錦上添花的效果，尤其第二天的巡遊，從大三巴牌坊出發的巡遊隊伍被分不清是遊客、記者、工作人員還攝影家的相機團團圍住，必須以排山倒海般的氣勢和義工幫忙排擠開道，才能讓隊伍緩緩推進。

當晚我在曉角劇場看了葛多藝術會的《有冇人住係新美安？》和黃玉君的《我只得走》。令我吃驚的是，演出者的年紀大都是二十歲不到、還在求學階段的年輕人！姑不論演的得純熟或稚嫩，他們的演出內容都是關於澳門年輕孩子的故事—差不多也就是他們自己。

年輕，敢說自己的故事

在台灣，在專業劇場做售票製作者，很多是讀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後，以劇場為職志的創作人。雖然在台灣能靠劇場養活自己的人也很有限，但創作人往往身兼幾份差事，或當個時間自由的SOHO族，以求把精華生命奉獻給劇場。我想到二十歲上下的台灣孩子，他們在做些什麼呢？可能還陷在以準備聯考為主的生活，「一切等考上大學再說」；也可能進入戲劇學院從中西方戲劇史讀起，在校園劇場、大小排練室排練莎士比亞、契訶夫、貝克特等大師名劇，作為「師法名家」的習作。

學風薰陶下，學生好像有點自覺不夠格或不夠膽「說出自己」；甚至許多自己當老師了的人還老搬出名家經典來「重新創作」，奪他人酒杯、澆自身塊壘。然而，澳門葛多藝術會的年輕人完全沒這包袱，管自己是否有莎士比亞的紅唇、契訶夫的煙斗、貝克特的鞋子，理直氣壯演出自己關心的事：在澳門發生、澳門所特有，使我不得不認識：原來澳門不只有葡風老屋，還有很多人住這種「屋村型」大廈、澳門的小孩玩這象棋這種老遊戲來、澳門的孩子有留或不留家鄉的糾結情懷……。

劇場，可以無所不在

接著一星期，我奔走於澳門高低起伏的小徑去尋找表演。澳門城市幅員不大，路窄坡斜，古屋處處，適合步行。正規格的黑盒子劇場少，有味道的小角落卻多，竟獨樹一幟發展出環境劇場。

下雨天的晚上，我在婆仔屋的院子演出一齣關於疾病和死亡的戲《千紙鶴》。有人告訴我正屋是婆仔屋的舊太平間，加上劇中一聲聲淒厲的呼喊：「Grandma！」害我開始起雞皮疙瘩；此刻院中爬滿老樟樹幹的垂垂綠藤和道具十字架上的白飄帶，竟因風一起晃蕩起來……。

我在牛房看台灣來的《光‧音》音樂肢體劇場，我聽說牛房是從前圈牛隻的磚房，因應環境變化，牛房版《光‧音》燭火延著餵食槽鋪向舞台。石頭公社的《南灣湖的金魚缸之盛世危言》則在安靜的畫廊內進行，不發一言，戲本身也安靜得像幅蠕動的畫，長達十一小時。另一場景拉到南灣湖畔，是城市難得的寧靜之地。傍晚時分，天色一分一寸暗沉，岸上賭場霓虹燈一盞一盞亮起爭輝，形成天然的舞台燈光。最後，穿著白色制服的中學生們坐上汽艇，一艘艘出航去；這齣戲的節奏讓我充份領會到慢的迷人。

《玩‧風景》一齣戲有兩個環境版本，一個在三樓酒館的天井內，一個在抽乾水的游泳池裡，live音樂、live即席水墨，舞蹈和道具，從創意到執行都非常瘋狂而大膽。《扭曲二手童話歌舞劇》選在廢棄的幼稚園演出「限制級」版的小紅帽童話。三根洗衣桿綁起來的背幕吊桿，活動拉門恰巧成為舞台機關，洗窗工人「回收」上台演小紅帽，觀眾坐的小朋友塑膠椅，處處都顯出「二手」的風格，以粗陋和顛覆並肩出擊。

天邊外劇場《如果在聖庇道街．一個累人》想當然爾在聖庇道街，要不是這個演出我想我一定走不到這條貌不驚人、停滿機車、爬滿鐵窗、仰頭只見一線天的小巷……. 。足跡的《冇水流蓮》更是經典，藉「藏寶圖」的設計讓觀眾穿梭於新橋一帶，讓人發現另一種看風景、逛澳門的角度。

多樣化，互相結合

其實《冇水流蓮》分兩部份，一部份是為期近一個月靜態的展覽，一部份是特定時間的表演，兩部份都關於老空間的記憶。在出發地點窮空間的「博物館」默默訴說舊物背後的歷史，彷彿一場靜態演出。

《南灣湖的金魚缸之盛世危言》也分三個部份：錄像+肢體、裝置、行動藝術。形式雖大不同，但概念上都同樣在質疑「表演」的本質。

韓國的Bomroya則基於藝術家本人的多才多藝，在藝穗節中有畫展和兩場音樂會，無論樂風和畫風都帶有這個年僅29歲的大女孩、既甜美又叛逆的個人風格。

多樣化的輸出，讓我深深感受到藝穗節以創作者的意念出發的表現主軸。提出想法就給予空間，不拘藝術形式、不拘什麼空間。游泳池水可以為你抽乾、船可以替你從海邊搬到湖邊、公園可以到處幫你接音響和燈光線……或許與主辦是民政總署有關。

藝穗節的靜態展覽部份，我印象最深的下環街光復里的「光復貓影」，兩位定居台灣的攝影家，來到光復里住兩個月，以街貓為主角記錄下一條街的陰晴日夜，相片就用塑膠衣架、木夾子，像襪子抹布似地掛起來，充滿生活味。

劇場的生活，生活的劇場

我認為在澳門這樣的空間推出「全城舞台」理念是合適的。世界許多知名藝術節都發生在宜於散步的小城，例如法國的亞維儂(Avinon)和蘇格蘭的愛丁堡(Edinburgh)，所有表演場地都離不遠，趕赴看表演之間還可邊走邊逛。壯麗的美景，特殊的地形，神祕的氛圍，固可激發創作者與環境對話的欲望，但澳門城市藝穗的環境劇場有點特殊：創作者幾乎都是本地人，創作的地點也是生活的地點，生於此、居於此、遊於此、藝於此，內容深深反映作者對生活空間的感受。

《冇水流蓮》的設計是讓觀眾以身體力行的方式，親身經歷老空間和老回憶。那些回憶，又何嘗不是作者以身體和生活一點一滴所累積？不像一般黑盒子劇場開第四面牆，演者向外投射，觀者自外窺看；《冇水流蓮》沒有截然的旁觀者，所有人一起進入現場、一起擁有自內向外的視角：看雲、看天、看樓頂、看腳下，體會生活於其中的感受。

天台版《玩‧風景》與其說舞者像活在井底，不如說活在某連棟屋的天台，四周被新建的高廈所圈圍，我們從高廈的角度俯窺：人的空間窄仄，容易互相挨蹭；心靈不會被有形的空間限錮，換個心情像條潑墨般自由隨興、自在快樂—這完全反映了這城市中人的想望。

《如果在聖庇道街．一個累人》也有類似的觀點。戲始於夜黯靜巷疲憊的夜歸女子，結束於影像走出一怡然自得站在天台邊緣，風吹著頭髮，手捧著盆栽的女子。一花一世界，別人無所謂，態度決定處境。生活空間與演出劇場的界限如此模糊，以致開場時我們幾乎無察四周已無聲無息滑入演出狀態，有藝評人認為是技術失誤，我倒不怎麼以為意。

最小的空間，最大的自由

藝穗最早的概念來自愛丁堡，fringe有邊緣、非主流的意思，作為對官方主辦之藝術節品味的對抗。超過半世紀之後，我在愛丁堡藝穗節看到的叛逆的意味已不太濃厚，因票房的壓力而產生的譁眾節目卻變多了。也許確實挑戰了「莊嚴藝術」，卻無能頑抗「商演娛樂」的勢力。剛啟辦的台北藝穗節大致師法愛丁堡藝穗的精神，因為表演眾多，形成市場競爭，創作者每發創意當下，「票房在哪裡？」的思慮便如影隨形跟上，得失我不願二分論斷；然而在澳門城市藝穗我看到一種小劇場的新鮮精神。在狹窄巷弄、有限天井、錯身都要小心奕奕的畫廊、移動式觀賞，觀眾位置本來就不多，但完全不影響創作者的投入，「我有想法要發表」是最重要的，「我是誰？來自何處？」的探問是強烈的，直率的豪氣成為一種令人目眩的自由，幾乎是台灣小劇場剛崛起時那種一往無前、生猛無慮的氣息，幾乎是令我懷念的—雖然我原本不是一個喜歡懷念的人。

當然，藝穗節的節目並非全無缺點，作為藝評人更責無旁貸要提出，長此發展下去可能的隱憂：一，大多數演出由「概念」出發，較看不到屬於「功夫」的一面--硬裡子劇場功夫需要經年累月鍛練和累積，這可能也跟大環境缺乏職業表演的生存空間有關。二，演員年輕，而且皆業餘，表演能力會漸健影響到創意的執行；生嫩的缺點在黑盒劇場就更曝露無遺。三，環境劇場要成為發展大宗，觀眾也會變得更挑剔，除非本就要觀眾散心地看，不然如何從紛繁的環境訊息中把觀眾的心每一分一秒都牢牢抓住，聚焦在表演上，手法要如何更細膩而不著痕跡，將是下一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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