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三立法院前隨筆

我一直以為「罷工罷課」是離我很遠的世界發生的事，沒想到一夜看守電視以後，我覺悟到這可能是目前我能提供的唯一做法。小蝦米與大鯨魚的對抗，蝦米只能以數量取勝。

1. 一條柔性的線，在消費者與運動者之間

凌晨隔兩條街的地方才發生強力驅散傳出暴力事件，十個小時之後，陽光明亮，路上行人們表情溫和，三三路口警察姿態鬆懈，麥當勞營業如常。這是一個「罷課者」眼中的風景，日常與非常的界線看似如此鬆柔。

除要道入口被警察持盾牌封鎖外，圍著立法院四周，鎮江街、青島東路、濟南路等四條大馬路都是靜坐區。數百公尺長馬路密密麻麻坐滿年輕人。交叉路口架起簡易廣播站，輪流有人上來分享運動心得----不管是從立法院走出來的運動核心份子，或是從高雄騎十九小時上來參加學運的年輕學生，或深或淺的社運經驗都歡迎分享，然這時經驗或知識深淺已非重點，而是演講者的說話魅力佔上風。擴音器設備藏著幾個年輕人，他們就像辦活動時的學生會幹部一樣忙碌工作。

馬路兩邊拉起布質的行走線，有糾察隊協助保持走道暢通。他們以宛若在觀光賣場打工、非常有禮的態度，重複指示前進方向，防止停下腳步的人阻塞走道。騎樓旁堆滿物資紙箱，各種小工作站，負責分發物資。我找到一個手機充電站，桌上紙箱裡有各種充電器連著電源，他們先問手機型號，迅速貼上膠帶，將我的電話和名字登記在上面，方便我回去領取，這樣的免費服務真是好得沒話講。

青島東路這一帶本來就是密集著商店：超商、咖啡店、便當店、牛肉麵店，全都生意興隆，這也使得城市消費者與社運參與者的界線模糊。除非我拉開那條細細柔柔的線，走入靜坐區，成為一名正式的參與者。或者當工作人員舉起「義工」紙牌時站起來，成為更積極的參與者。

Subway與充電站，雙月與醫療站，捷運站與廁所，便當店與即時新聞----一個訓練有素的漫遊者，很快地就能以消費符號標籤或記憶城市空間的功能性。列斐伏爾（Henri Lefebv）《城市學》說的城市從「作品」變「產品」的關鍵，是人們從參與者變消費者。這場學運使我們從城市消費者的身分暫時逸出，但我們不是參與城市的創造，而是參與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

《城市學》寫於1968年，四十多年後我們的城市已充斥消費文化，這一場運動也勢必為消費品所包圍，卻勢必要抵抗消費性。消費者無忠誠，喜新厭舊，這場運動必須持久、經得起消耗。

2. 單體與多體，抽象的體和具體的體

在還沒有與朋友會合之前，我漫遊，卻不覺得自己是觀察者或思考者。平常我對著螢幕或書本，被剪輯過的畫面，編寫過的文字，總感覺自己很容易冷靜。但此刻面對滿耳滿眼的喧囂，感官快爆炸，來不及過濾。

若身為文字記者我一定會馬上逼自己在大腦剪輯出可以報導的資訊吧，而且因應不同媒體還可以生產幾種不同版本。不過我已捨棄過往養成的「職業」反應，而放任自己「沒有效率」地思考。突然我發現自己最先蒐集的心得是關於：哪裡有吃的、哪裡有喝的、哪裡上廁所、要逃走的話出口在哪裡、我可以奔跑或不…….。原來激起的是一種類似動物本能----身處新環境當務之急就是瞭解如何維持生命。

直到同伴到達以前，我都不需要變身為「人」。面對人你必須端出人的姿態----有禮貌，徵詢對方的需要或意願，決定自己的功能，考慮協調或者交換之類的----身為人所必要的「規馴」。從前讀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孫解讀孔子「人者仁也」為一個人只有在「二元」關係裡才能確認自己是存在的，衍生出「中國人的存在都普遍建立在關係裡」的結論。另一個叫武志紅的人則援引此論，說「中國式的好人」都是依賴別人的認可，沒有自己感覺的：「中國人講人品，品就是三個口，眾人都說你是個好人，你就有了人品。」

自認不懂做人，也不太熱衷怎麼做個好人的我，此刻卻猛然察覺到自己油然而生的「社會性」，也就是懂得在「關係」中自我調節（即使不太健全），甚至就連單獨的時候也不由自主地像「人」一般思考。惟有當身體在感官爆炸的巡走當中，偶然意識到另一個動物性的我仍潛伏著。

昨夜當群眾衝向行政院，見縫就鑽，見窗就爬時，想攻佔一座地形的本能是否是「獸」的本能？當鎮暴警察的長棍當頭劈下，四方逃躲的時候，人的「動物我」是否又再爆炸性地覺醒，比意識更快攫住了什麼？「國家暴力」在那一瞬間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化為一種具體的、有血有肉的、與身體經驗連結在一起的存在。

3. 話語----抗爭的語言只能是陽性的語言嗎？

濟南路上，五六運動直播現場。

台上的阿伯自稱從鄉下來的，不識字，連行政院長的名字都講不全：「那個江什麼的」，但是他說話流暢，自成一格：「我兒子是我養大的，你怎麼可以打他呢，那你打我好了，我給你打好不好？」類似的句法和文意循環結構。

沒有針對自由主義經濟或全球化的批判，沒有對國族意識的擁護，沒有產業型態分析，台上阿伯站在這裡，只因為深深相信「兒子不是養大給人打的」，認定「打人的政府」不義。阿伯搖擺身體，彷彿敵人在正前方，台緣就是懸崖，他隨時準備奮身飛撲……。

「妳覺得阿伯的語言結構，比較接近拉岡式的父系象徵系統，還是克莉斯蒂娃說的力比多混亂（libidinal chaos）呢？」我因為陌生而好奇，問旁邊同學，她正在讀克莉斯蒂娃。

「任何人一定是同處在這兩方面欲力間的，我們沒有任何人可以自外於象徵系統，這是人進入社會性的條件，但身體性的、超語言的力比多像是結構裡的縫隙之物，不時會竄出。」她以心目中的陰性語言相較，認為阿伯的話還沒轉化成力比多的潛意識層次，還是系統中的語言。

「但某一剎那，我覺得他好像進入出神（trance）狀態。」

「因為情感被啟動了，同時也啟動身體層面，在那一刻真的進入一種豁出去的狀態。」

因為劇場多少是一種對「在場瞬間」的研究，我們「社會意識」或「身體實踐」思維一不小心就會非法「擴延」到奇怪的地方去。

就像最近轉載如烽火的網路文中，我獨鍾某篇，作者引述了一段戲台詞：「普遍的愛總是這樣，建立在排除之上，『我愛你們』，如果翻開裡頭，意思是說，『我愛你們，這麼愛你們，我已經準備好了，去殺死所有侵蝕著你們的普遍利益的傢伙。真正的愛是這樣的，大部份的人都是無知的白癡，但也許我愛你，你，你，只有你，我只相信一有限的愛，在這裡，愛是一種鬥爭的範疇。今天如果還有普遍的愛，那只會是，愛作為鬥爭的普遍性。』」哲學不談愛，語言學不談愛，社會學不談愛，但戲劇談愛。

剝除話語後，我們還剩下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