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去時，把海峽交給燈塔
我的桌燈也同時亮起
於是禮成，夜，便算開始了
燈塔是海上的桌燈
桌燈，是桌上的一座燈塔
一生蒼茫還留下什麼呢？
除了把回不了頭的世紀
留給下不了筆的歷史
還留下什麼呢？一生蒼茫
--<高樓對海>，1998
南台灣文化之星
八十年代，兩岸交通漸漸鬆綁，詩人的中國結，漸漸也不成「死結」。1985年，余光中接受中山大學校長李煥邀請，到新成立的中山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從此香港「沙田文學」祭酒，轉移到這座相對於台北的人文薈萃，草莽味熱濃的海港城市--高雄。余光中一來立刻變成高雄市的文化招牌，他的「讓春天從高雄出發」成為人人傳誦的名句，因他來拜訪高雄的文化人士絡繹於途，從北台灣、東台灣，甚至來自對岸、海外。
詩，看來柔弱無用，但是有時一句詩，或者一個詩人，就能讓一座城市的文化綻亮起來。
中山大學的宿舍恰如香港中文大學的宿舍，背山面海。高雄扼巴士海峽和台灣海峽之交，國際商船進進出出，比吐露港更壯麗。詩人曾說：「住在海邊，就像做了無限(Infinity)的鄰居。」。入夜後碧波萬頃，黑濤如墨，只有燈塔擎炬守夜。詩人的桌前一片寧靜，與城市同眠，一盞桌燈醒著，照亮一顆猶然火熱著的詩心。
大論述的時空背景雖然消失，但詩人的心從蓮霧、檳榔、石榴，到親情、友情、國情，題材變得寬闊。從五十八歲定居高雄以來，《紫荊賦》、《夢與地理》、《安石榴》、《雙人床》、《五行無阻》、《高樓對海》等詩集，以及十幾本散文集、翻譯、評論，陸續從面海的桌燈下給接生出來。
詩人七十歲生日那年，還自覺劇跳的詩心只有三十五，而謬思更只芳齡二十七！
人生長了總有許多故事可說
打電話給詩人。中山大學因為捨不得余教授退休，聘請他當榮譽教授，保留面海的辦公室，希望教授常到校園來走動。
電話中教授的聲音靜靜緩緩，柔柔徐徐的，以樂器來說，近於弦蕭而不近銅金，但字字清晰。
我總覺得打電話必要有「事」，可我說不上因為什麼特別的事，要問，又什麼都想問似乎唐突，一時語拙於是說：「老師，我想聽您的故事。」
他淡淡地說：「一個人年紀大了，總有許多故事可說。」
余光中的生活其實給公眾瓜分得所剩無幾，演講、座談會、代言活動、為新書寫序，都來瓜分詩人的時間，還有像我這種採訪的人。邀約兩岸三地都有，一年詩人總要飛海外十五、六趟，簡直馬不停蹄。余教授很是為沒有時間專心創作而煩惱，但抱怨歸抱怨，最後還是心軟答應採訪，聽到最後我的一顆心簡直都要濕了，趕緊搭飛機來「聽故事」。
寂寞的長途
詩人對他的公眾身分，我感到他是相當冷靜的：「我最近想寫篇粉絲與知音。一個人的粉絲可以很多，但知音很少。粉絲會變，知音不會變。粉絲很感性。知音是理性的。下里巴人可能聽者成千上萬，但都是粉絲，陽春白雪只有幾名聽眾，但盡為知音。」其實詩人早年的詩作即有預見：「凡我至處/掌聲必四起如鴿群，我的心/痛苦而荒涼，我知道，千隻，萬隻/皆是幻象，一隻，也不會伴我遠行」(<凡我至處>，1968)。寫了半世紀的詩，最初作伴做詩的朋友，如李莎、鄧禹平、方思、夏菁…，一一擱筆，離隊失群，環顧四周寫詩者，又換一批詩人會社，詩人感嘆道：「詩的道路是寂寞的長途。」、「潮流起落、理論消長，只是長征途中的幻影。」(1978)
那麼到今日再看當年的論戰呢？
「論來論去，也不是很有道理。」余光中說：「皆因政治跟文學糾纏不清。」他舉例王安石推行新政，在政治立場上王安石是進取的，蘇東坡是保守的；但在文學上王和蘇各有千秋，並列中國文學史。英國史上，保皇黨跟清教徒政治立場勢不兩立，但文學史上共享同一版圖。他結論說：「一個作家好不好，是看對人生的看法，對語言的把握，文章能不能傳後…，而不是看政治正不正確。」
當年在鄉土文學論戰上決裂的台灣文學家陳芳明，今日卻成為替余光中辯護的文友。「從前台灣看不到魯迅、巴金，對岸看不到梁實秋、林語堂。現在，這些作家的作品上了彼岸的教科書。歷史會證明：最後總是文化修正政治，而不是政治修正文化。」
對中文的使命感
雖說「和星宿早已停止了爭吵」，余光中近年還是成為不太合乎當政者口味的「搶救國文教學聯盟」總發起人，早年為中文嘔心瀝血的詩人，現在為搶救中文而站上火線，卯上教育部長。
在一場「挽救國語文教育」的座談會，我才驚覺到詩人的錦心繡口，暗自嘆服果然是這樣冷面幽默、嫻熟語言藝術的人才能是「寫文章只是憑本事，過日子才是憑天才」的才子英倫才子王爾德劇本《不可兒戲》、《溫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的中譯者。
不管公開或私下聽余光中講學都是一種享受。中英文俱佳的他，可以英文觸類旁通中文；又可以中文從旁佐證英文，讓人充分感覺到語言文字的趣味，不同系統可以這樣由「精」而「通」，又由「通」更「精」的境界。
然精通雙語的他，卻相當反對「白話文西化的病態」。白話文的運用今日大都不成問題，只是在西文、電腦、媒體、簡體字等影響，道地而優美的中文，越來越不可見：「今日的中文雖因地區不同而互見差異，但共同的趨勢都是繁瑣與生硬。」譬如「因此」變成「基於這個原因」，「問題很多」變成「有很多問題存在」…，在詩人看來都是「污染而淤塞」的中文。
不忍心簡潔而靈活的語文生態變得面目全非，詩人提出警告：「對於這種化簡為繁、以拙代巧的趨勢，有心人如果不及時提出警告，我們的中文勢必越變越差。」
余光中喜歡借高僧亞奎納斯之諭，把中國文化比方為一個大圓，圓心無所不在，圓周無跡可尋，而中文乃其半徑，中文能走得多遠，中國文化的大圓就有多大。作家的責任與使命，就是延長這半徑。
詩是最精煉的文字
四十歲時他還不斷地仰問詩人經歷的那個時代，我無緣際會。詩人那長長的故事、深深的心事，我也必須誠實承認：我不可能一下子熟稔。幸而詩人留下文字，成為詩人感受世界一路的見證。誰都戴過錶，但誰說得出：「白晝你銬住了手腕/用鋼鐵無情的節奏/扼緊我脈搏的自由/夜晚你守在夢的邊關/一遍遍向雷達網上/追躡我越界的方向/有誰，至高無上的權威/能違背你精確的指揮？有誰能逃出你嚴密的佈陣--時針，分針又秒針？」這樣的聯想？誰都看過一壺水燒開，但誰說得出：「天地寂寂，只一壺清水/在火上活潑地叫開」這樣的韻致？看天安門，詩人說的話比誰都清透些：「八十歲和二十歲的對話裡/誰的雄辯比機槍更流利？/什麼回答比坦克更具體？」
問森羅的星空，自己是誰
為何還在這下面受罪
難道高高在上的神明
真的有一尊，跟他作對？
而今六十都過了，他不再
為憂懼而煩惱，他的額頭
和星宿早已停止了爭吵
夜晚變得安靜而溫柔
如一座邊城在休戰之後
當少年的同伴都吹散在天涯
有誰呢，除了桌燈，還照顧著他
一樣的水打兩樣的岸
回頭的岸是來時的岸嗎？
有什麼岸呢是可以回頭的嗎？
-- <後半夜>，1989
詩是最精練的文字；詩人的心，也永遠比人多一竅。訪談後一面閱讀詩人的詩，一面想著同樣的世界，用細膩的詩心會怎樣感受？用精練文字該如何訴說？逐漸詩人文字在眼前閃閃發光，和停機坪上的顯示燈在夜空中疊影…。
1974年，詩人在賦《白玉苦瓜》已經預見詩與永恆拔河的結果：真苦瓜，是生命的現實，會枯爛朽壞；假苦瓜，藉藝術延續生命，「短暫而容易受傷的，在一首歌裡，變成恆久而不可侵犯的，這便是詩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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