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戈之二

刊登於<新觀念>雜誌2006年4月號封面人物

楚戈說：「我寫文學沒有什麼使命感，藝術也是『玩耍進行曲』，人生又『無所謂』。」「不與人爭、無得亦無失，自在一生，但也從不預防，從不未雨綢繆，這是我一生寫照。」

楚戈故鄉在汨羅江邊，汨羅江上游由汨水和羅水兩條山溪匯集而成，最後注入洞庭湖。河寬與台北淡水河差不多，不比湘江浩蕩廣闊，但它在歷史上卻鼎鼎有名。因為中國最古老也最有名的詩人屈原，懷抱匡世之志，而在這裡抑鬱投江。

乍看來楚戈和屈原絕無相似，除了楚戈和屈原都是天生的詩人。楚戈的畫有詩情，詩有畫意，都是廣義的詩。

怎麼看楚戈和屈原絕無相似，除了楚戈和屈原都生於戰爭離亂—那種民命賤微如草，輕易被擺弄蹂躪的時代。

怎麼看楚戈和屈原都絕不相同，當十七年小兵拿張「戰士授田證」的廢紙退伍；中年以後罹患癌症、中風，而猶能嘻笑人間，創作更勃發，怎能跟好歹做到三閭大夫，不得君王重用就跳河的屈詩人相比？

少年從軍流離失所

一九四九年，從汨羅江邊農村來的青少年，隨軍移駐台灣，闊別家鄉不能回。那雙後來作畫的手，當時在搖製螺絲和修理汽車。只有趁休假來台北到中山堂看免費畫展，到圖書館看免費書，稍解心靈苦悶。

楚戈說：「我成為我，實際是從湖口開始的。」詩人當時年滿二十，軍隊移防新竹湖口，客家小鎮淳樸的人情撫慰了遊子的寂寞孤獨，給予他家人般的溫馨，成為他的第二故鄉。這裡是楚戈初嚐戀愛的地方，也是他嘗試寫作的開始。

那年代出身軍旅的文藝青年不少：小說家朱西寧、張拓蕪，詩人辛鬱，畫家楚戈，他們大都被成個別現象，背景很少被深究。如楚戈所說：如果台灣單純只是中國最小的一省，如果不是國民政府退遷台灣，大江南北人匯聚在這小小的島上，如果不是在那苦悶的時代裡唯文藝可以解憂，台灣的文藝界可能不會迸發出那股百花競放的生命力和多樣性。但這群夾在軍隊中，失學而嚮往文藝的青年，卻是在台灣文學史上被忽略的一群人。

流浪咖啡館當文藝青年

五O年代，楚戈發表新詩、寫散文、自學自畫、泡咖啡館，當時正值台灣現代詩百花競放的時代，楚戈參加詩人紀弦發起的現代派新詩運動。楚戈說：「若非經歷那段時光，我不會成為現在的我」。

現代詩運動可溯至五四，胡適推行新文學運動，改文言文為白話文，改舊詩為新詩，但當時的新詩技巧和表現還未成熟，只能說嘗試，還談不上真正的詩文學。真正受西洋文學日深，出現質量均佳的現代詩作品，發生在五零年代的台灣。一群學院外的文藝青年，詩、文學、小說、音樂、舞蹈、繪畫、設計、藝術…，不分領域打成一片，因缺乏根據地，集體留連在台北城附近的咖啡館，過著波希米亞情調的藝文生活，這股力量也醞釀日後下一波文學運動「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楚戈身在其中，自命「咖啡館裡的流浪民族」，並以此為名出版一本散文集。

楚戈紀錄的流浪族人包括：小說家陳若曦、王楨和、黃春明，詩人紀弦、蕈子豪、鄭愁予、商禽、辛鬱、劉大任等，文評家唐文標，音樂家許常惠、史惟亮、李泰祥，畫家李錫奇、秦松、夏陽、揚英風…等等。經常流浪的咖啡館，有在衡陽街「田園咖啡屋」，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西門町的「野人」、「作家」，或郭承豐開的「天才」咖啡屋等等。楚戈認為這是在白色恐怖、「民多忌諱」時代的「地下文化中心」，加上當時身在學院，卻大力提攜青年藝術家的文化大學戲劇系主任俞大綱，俞老師辦公室在館前路，任令年輕文藝份子走動聚集，是「地下文化部」；楚戈認為這是民間在野者的文藝復興力量。

五四遺緒

胡適在台北逝世那年，楚戈和一群朋友，非親非故，也挨擠計程車去參加追悼會。楚戈認為在那白色恐怖、風聲鶴唳、知識份子都噤聲的時代，胡適是唯一個敢向當權「說良心公正話」的人，現場動了真情，竟放聲大哭起來，說「中國人的良心」死了，人微言輕的波西米亞族，「不哭何為」？。

胡適就其詩和文采，或難稱為文學家或文豪，但一筆劈開中國文學史的分水嶺，確是大師無疑。不過，楚戈認為從八世紀以降，中國詩文學與傳統水墨畫互相融合，舊詩和國畫是孿生兄弟。他認為胡適革了「舊文學」的命，卻沒革掉「舊國畫」的命，言下之意：革文不革藝，革命革一半。

所以楚戈一開始畫，就把傳統水墨技法全拋，不摹不臨，畫不似山的山水，非不循技法的花鳥，畫傳統所無的「抽象畫」，彷彿身體力行五四以來，未竟全功的藝術革命。

只是楚戈「無所謂」、「率性玩」的態度，實在很難讓人跟「大師」聯想一塊兒，讓人忽略他心中的自有理絡的「道」，有根據有願景的「叛逆」。而他自己從不大張旗幟，擺出大師的姿態，寧可以「小兵」、「流浪民族」、「老頑童」自居，稱心快意地活。

自由和叛逆

楚戈最愛自由，他說：「如果繪畫風格得像商標一樣有固定的形式，那對我來說很不好玩、很乏味，我寧願不要有什麼固定風格。」楚戈筆隨心至、不求形似，這種「遇」的繪畫哲學，跟傳統「文人畫」的精神不謀而合。

然楚戈偏偏是最反對臨摹和延襲。宋元以來，文人畫凌駕畫家畫，畫家畫先想要主題，結構、技法清晰，文人畫講究寫意，輕視技巧，主要是水墨，以為上品。但意難學得，後代習畫者便以臨摹上品文人畫作為方法。楚戈說差一點兒的創作，也比最好的模仿品要有價值：「一般人以為某人的畫真好，凡可以被模仿的就不是真好。一般人以為某家難學，凡有人可以亂真，便證明不是真的難學了。」他批評傳統國畫教育，公然師法古人、前輩，等於鼓勵欺詐，弄得「師生不分，古今無別」，搞一池渾水。

這番「離經叛道」的說法，暗中得罪不少傳統國畫的擁護者。楚戈藝專畢業後，入故宮博物院工作，據說館方委員會給他一個最低的職缺，希望逼他不幹，誰知楚戈不計名利，安之若素。

糊塗以混世

如果時代太不平靖，個人的命運就如飄萍、身不由己。擅長操弄者得勢，謙沖直道者麼不隱忍避世、要不終日憤憤，或者，糊塗混過。

心儀老莊哲學「寧曳尾於塗中」的楚戈，經歷二十世紀的紛擾中國，有他一套處世之道：「時代把我錘鍊成這個樣子，詩反映了我的人生態度。對現實生活我採取近乎放棄的方式。我所爭的大部分都和我自己的利害無關，凡與我自己利害有關的，我盡量規勸自己設法放棄。」

或許不計較得太徹底，忘性一洩千里。楚老在自己的散文中自陳無心之忘的經驗，連欠債或約會都可以忘記，被朋友罵：真糊塗還假糊塗？。

時世多乖，楚戈也許抱著難得糊塗的心理，鬆鬆散散去面對很多說不通、看不慣的人事，保持自我自在優游的空間，享受不問寵辱的瀟灑。但楚戈行文中仍不時洩漏他知識份子的感時憂民：「歷史上的知識份子，都有救亡圖存的出路，只有這一代的知識人無能為力，連『生死以之』獻身的機會都沒有，真是無奈的時代。」

時代多變，在每一個人身上烙下滄桑；敏感的心靈，將滄桑折射成美麗的詩章—這一點，楚戈和屈原是相似的。但目下無塵、寧為玉碎的楚人屈原，和糊塗混世、越活越精采的楚人楚戈，肯定是不一樣地，漫遊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