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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05

我們的劇評寫給誰看?暴風雨後的談話

「劇評是寫給誰在看」是個一點兒都不新鮮問題,但並不代表這問題可以從我們的腦海消逝,它像幽魂一樣時時從墳墓裡爬出來問人。

今天我又撞見這縷幽魂,因為我問了我的學生,他今年高一,對戲劇充滿憧憬,跟我同樣去看Declan Donnellan的《暴風雨》,我問他:「你看得懂我寫的劇評嗎?」

他拿出他的剪貼簿,上面貼了兩篇劇評,說:「我覺得你寫得比較抽象。」這年頭,抽象可不是讚美的意思。

我說:「我承認我沒有站在一明確的觀點上去評論,因為我想先確定導演用的觀點是甚麼。我覺得我不該幫他選擇觀點,然後批評他沒做到。如果今天是本土導演,或許我會這樣做,因為我們生活在同一社會、同一文化、同一語境,或許我也會如此----我可能會憤怒他為何忽略我們社會中真正的問題?然而,那是一齣外國人的戲,我不知道他應該關心甚麼,又不可以對甚麼視而不見……。」

生:「所以你的批評是……。」

「我期待其中有甚麼新觀點,但我覺得很失望。」

生:「是說表達得不夠好?」

「不,表達得不好是技術問題,如果他想表達甚麼而沒表達出來,那是是技術問題,但不是這樣,他的技術沒話講。應該是說,他想表達的東西我覺得不痛不癢。」

生:「那他想表達甚麼?」

「這我也想了很久。因為沒感覺,所以想得特別久----寬恕嗎?不痛不癢;同性戀嗎?不成觀點;愛情嗎?觀點很淺;文明或野蠻(自然)嗎?觀點很淺。最後我覺得真正稱得上原創觀點的地方是關於幻覺的部分,劇中各種魔法都代換成劇場手段,用正常劇場手段創造出來的幻覺,還讓觀眾席燈亮提醒觀眾:這是演戲。以一切皆幻覺為前提下,所有使用心理、社會、哲學的解讀,都會顯得輕盈如夢,不中要點。」

生:「這樣說他演得到底好或不好?」

「看你採取的觀點。我期待的觀點我看不到,就會覺得不好。可也有人帶著世事皆幻的世故,覺得很好看。」

高一生這時大聲喊:「喔!老師,我懂了!我原本看不懂的地方全都懂了。」

我嘆了一口氣,如果劇評寫出來還要添加這麼一番口頭解釋才能叫人懂,那怎麼成?!看來我還得多加油。

回家翻讀美國記者、評論家兼作家Margaret Croydn撰寫、河西翻譯的《彼得.布魯克訪談錄彼得布魯克訪談錄》
。Brook至少導演過四次《暴風雨》。1968那次,他將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演員和合作者組織起來做一起工作(同年他發表著作《空的空間》),然後上演三個月。這種工作雛型成為他1970年成立的國際戲劇研究中心的工作方式。1990他又再執導《暴風雨》。Brook對莎翁的劇本情有獨鍾,甚至說過:「讀完所有的莎士比亞作品,你會發現它和傾注其創造力的整個人生非常相近。然後你就能夠理解,你所謂的『神聖戲劇』是甚麼。」(38,我以後會去翻原文來對照)根據作者描述,《暴風雨》使用一個空蕩蕩的舞台,簡單的沙箱和一塊大石頭。精靈Ariel是體格魁梧的非洲女人,魔法師Prospero也是個高大的黑人。相反地土著Caliban是一個侏儒般的白種男人,從紙箱裡出來,野孩子般嘶嘶怪叫。顯然如果說提供非預期的人物形象,以及帶著遊戲意味的極簡風格,就算一項創舉的話,那麼Brook1990年的《暴風雨》早已做過。

而他這麼做的深層理由,根據訪談,是:「今天,現代演員有能力去探索當下的問題,但他們不知道不可見世界是怎麼樣的,因為這個世界在我們日常經驗中並不存在…..。」而「莎士比亞的時代,自然和文化的聯繫之間還沒斷裂。」(231)他說的其實也就是想像的、超自然的世界和理性的現實,不再混為一談的斷裂。西方演員受嚴格的現實主義訓練,能應付各種戲劇狀況,唯獨「沒有扮演仙女、巫婆、女神的經驗」,因為這些人物並不存在現實中。

同樣「神」和「靈魂」也是現實看不見的東西,但Brook迴避已有的虛構形象,不想用「宗教性的儀式或典禮」去表現(232)。近百年來,導演幾乎成為劇場創作的主角。這些歐洲前衛導演最常做的,就是利用一部經典文本,保留其故事結構、人物,甚至連對白都原封不動,只從視覺上去賦予新的形象。對他們來說,形式即是詮釋。如導演很多易卜生和契訶夫作品的法國導演布隆胥韋(Stéphane Braunschweig),德國導演史坦(Peter Stein),甚至《卡夫卡的七個箱子》香港導演陳恆輝也有類似手法。

也許我已成為一名口味被餵刁的觀眾。導演創造越來越多新穎形象,都覺得理所當然;在意的是這些新形象是否能組成另一種新的意義,有別於編劇已創造的,甚至是否超越。劇場形式在翻新,看的方法也不斷更新,有時連甚麼叫做「原創」,也越來越沒有固定立場。

是的,劇評就是在為每個演出,在當下的時空,找到立場。好的評論,是讓立場夠高、夠遠,以創造更好的影響、幫助藝術生態更好......;然而前提是,希望高中生也能看得懂啊,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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