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點劇團《敲天堂之門》
Théâtre du Point Aveugle—Knock on Heaven’s Door
演出時間：2/25(六)、2/28(二)~3/4(六) 7:30PM
2/26(日)、3/5(日) 2:30PM
2006國際劇場節
如果文字像謎題一樣，在每一個正面敘述旁邊潛伏一道反敘述，或潛伏是與非之外的其他可能，那麼我或可更大膽地這樣說：海峽兩岸小劇場演員首度同台演出契訶夫(或演出根本不是契訶夫)，如果有天堂存在總有一天我們可以敲到天堂之門(或者永遠都敲不到)。
台北國家戲劇院主辦，兩年一次的國際劇場節，今年邀請來自三大洲五國團隊，將穿越時空，和契訶夫、魯迅、湯顯祖、安徒生四大文豪激盪出火花。打頭陣的是王墨林身體氣象館和法國盲點劇團聯合製作的《敲天堂之門》。這也是這次藝術節當中，唯一不是由某國內或國外劇團受邀演出，是真正跨國合作的一部劇場作品。
語境：法國？俄國？中國？
據悉現場演出只會出現一種語言—中文。不過排練過程，卻泛溢著三種語言的意識，俄國的、法國的、和中國的。導演是法國人培松第(François-Michel Pesenti)執導，演員—包括6個台灣人和3個大陸人，是中國的。文本—劇中所有台詞均挑選來自俄國十九世紀文豪契訶夫的劇本。
這是一種極其發揮實驗性作法的劇場？還是一部經典寫實劇的新編？答案是前者。劇中將不見舊俄時代的任何牽涉，有的只是現代中國。十幾年往返兩岸三地，1996年曾在台北實驗劇場推出由中法兩國演員演出的《1949如果6是9》導演培松第，他說，他從沒考慮過討觀眾歡心的戲劇、受票房歡迎的戲劇，他寧可扮演一個打攪者，特愛將眼光掃向人們不想坦白、或不太敢坦白的問題上面。《敲天堂之門》的真正主題在關於兩岸中國人如何看待身世，和面對身份認同的問題。
這部戲籌備三年之久，從台北、香港、上海、北京，一路協商，終於在今年元旦以後進入正式排練。北京來的三位年輕演員因簽證延誤，至元月底才終於到達排演場。
法國導演培松地：對於中國
曾在德國、南斯拉夫、敘利亞和亞洲工作過的培松第，對跨國合作毫不陌生，擅長處理族群議題。但他最有感覺的地方，是中國，中國給他一種回家的感覺。
12年前導演培松第來台北，在唱片行閒逛遇到一個女人問他：像他這樣的外國人，怎樣看待台灣，或台灣人？他從那人眼神中，讀到台灣人對自我身分的焦慮，患得患失別人怎樣看待自己。
那一年，培松第也去了香港、大陸，撇開政治，稱這全體為「中國」的話，培松第說，中國人的意識之內永遠沾著他者的身影，永遠意識到一個人與其他人之間關係的存在。培松第認為中國人的體內保留深厚歷史感和傳統性，是歐洲人所沒有的。
從此12年來，他每一年都「回到」中國—不管哪一部分的中國。這次《敲天堂之門》裡，六個台灣演員，都是96年《1949如果6是9》合作過的演員，彼此有相當默契。
北京演員則是去年在北京挑選出來年輕一代的演員。在上海也曾開工作坊並親自挑選演員，如果《敲天堂之門》有機會到上海巡演，將會把上海演員加入，不過目前能否到對岸狀況不明，不過確定的是，今年11月將到法國南部城市馬賽演出。
演員是創作素材
培松第的劇場一向沒有所謂的故事情節、敘事結構，他認為故事存在人的身上—心靈、身體、手勢、動作、眼神，都會傾訴出故事。當他找到演員，就彷彿找到故事的題材。他說：「我認為讓劇場有意義的是演員。」透過翻譯，我希望我沒有誤解。
而難道歐洲的演員身上沒有培松第要的故事？培松第說，現在國際上有一種流行疾病，那就是電視。感染這種疾病的演員，也習慣電視的演出方法。電視的演出方式，不利於抽象的表現，和詩意的創造—而這是劇場最寶貴的部分。
身為歐洲人的培松第認為，歐洲在二次大戰之後，傳統就被徹底摧毀了。在各種主義洗滌，導演不斷翻新詮釋，表現創新的現代西方劇場潮流下，事實上演員身體是被掏空的，不存在任何傳統。
而在中國演員身上，他卻看到了不一樣的東西。從他們認為自己是什麼人、知道些什麼、感覺到什麼，培松第看到一個變動中的世界，和正在活的個人。他說中國正在改變，兩岸間正卡著一種嚥不下吐不出的微妙關係，而這些演員，都是這個正在變動的時代之見證者。
兩岸演員的不同
培松第認為，大陸演員身上還存在著傳統戲曲的靈魂。
至於台灣演員，他話鋒一轉說，除了非洲國家，大概沒有一個地方給劇場演員的實質鼓勵這麼少，迫使演員除了表演，都必須兼一份糊口的工作，成為標準的雙工人或多工人。
而其實，培松第並不將演員看成一團「中國人」，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特色。在培松第的戲裡面，他強調多重聲音的現實。他說每一個人一個時間，都有好多種聲音在體內，這充滿矛盾、紊亂，互相抵銷和拉鋸戰的個人又並陳於世上，發生交集或影響，這種種內外的分歧，才是構成世界的合奏。真理應該是多聲道的，他的戲劇世界，正是要表現這多聲道的世界。
顧雷：崩潰之後說出「人話」
北京來的演員顧雷，今年二十八歲，北京理工大學，學生命科學的他進劇場好像有點「學非所用」。但是他從學生時代就愛劇場，擔任過表演、舞監、導助、導演的工作，他說戲劇就是人最精神的那部份。
從還沒來台北以前，他在北京就開始做演員功課。從契訶夫的幾本中文翻譯劇本裡面，挑選有感覺的台詞，之後就被限定使用這些句子--這點跟台灣演員的功課是一樣的。
非常佩服大陸導演林兆華的顧雷，去年春天才演過林導的契訶夫《櫻桃園》，對契訶夫半點兒不陌生。但林兆華跟培松第利用契訶夫，是完全不同的方法，相同的是，都要演員很真誠，掏出內在的東西，而不是「演」出來。
契訶夫擅長描寫舊俄時代，社會階級巨變，尋無出路或不知為什麼所苦的知識分子、沒落門第和小資產階級。時代、社會，加上翻譯，三重隔閡，演員的功夫就是把台詞，說成自己的。他曾經邊跑邊喊著台詞，跑到汗流浹背、聲嘶力竭，將進崩潰的時候，那句台詞就活了，從心底噴濺，我口說我心。顧雷套用林兆華導演的慣話兒：「演員開始說人話了」。
他說契訶夫的時代還沒有共產黨，但是排著排著戲，發現那些話語完全貼切著他的生活，讓身為共產黨員的他，聳然而驚，似乎契訶夫的魂靈還活在當代，或者說藝術家的透視竟是永恆的。
經過三星期的排戲，他說他剛懂了，剛剛確定，他參與的是一場真正的藝術，掏出的是最真誠、也是最精神的那部份。
哪部分？
「那部份，能說出來的是少數，大半是無法用語言的。」
陳金煌：零秒轉折
「生活中有很多愚蠢的小事，但是你一直在做，就變得有意義起來。」
台北藝術大學畢業的陳金煌說，學院的寫實演技訓練，教他先建立對台詞發生的心理背景、戲劇結構，和說話動機的深厚理解，然後說出台詞。
但是在《敲天堂之門》中，語言被單獨抽離，撤去原來的說話時機、前後情緒、時空和角色，在整齣戲的位置結構等等，他必須找出新的動機，而新的動機來自他真實的生活體驗，而非虛擬的劇情。
更「狠」的是，好不容易他找出說話的自我動機之後，嘔心瀝血說出來，培松第突然要他做「零秒轉折」，來一個完全不同方向的情緒和動機，說同樣這句話。
他承認是痛苦的，但是經歷痛苦後，他發現內在隱藏的東西被挖掘出來，那痛苦變成了痛快，「痛得很爽」，吃毒品上癮一樣。
經「零秒轉折」之折騰，契訶夫的台詞近了，他離自己的心也近了，那股黯然消魂的感覺不僅在十九世界俄國，也在二十一世紀的台北生活裡面。
他的感覺被深深刨掘出來。
陳金煌說在舊俄時代的人，既想逃離，但又無法逃開。男人跟女人相遇，產生一種關係，想要改變，又無法掙脫。住在台灣的人感到陷身一種困局裡，然既不能定又逃不了。
他說培松第十年後再見他，第一句話就是：你變得憂傷許多了。
是的。十年前他是藝術大學裡還沒畢業的學生，十年後他除了為興趣而演戲，其餘時間他承包主辦娛樂活動。當他戴著玩偶頭套在廣場上帶動娛樂出賣笑容時，他有時想起曾受過訓練為嚴肅的藝術服務，這樣的落差，每每讓他感到憂傷。
「排這齣戲讓我發覺我自己最深層的寂寞，最孤獨的悲傷。」
他說在職場上他做的演出都是將擅長的伎倆盡速反射，掏空自己、消耗能量。
在培松地的排練場上，他感到自己在挖掘自我，在吸收養分，在充電。他這才享受到當演員的幸福。
周蓉詩：抽象與深沉
也來自台北的周蓉詩說，十年前《1949如果6是9》幾乎是她第一部正式演出。十年光陰，讓她成為台灣小劇場的資深演員，她特別擅長那種抽象的、詩意性劇場表演。
然她認為培松第的劇場有一點是台灣小劇場無法匹敵的。以樹比喻演員，向上開展是演出給人看見的部分，向下紮根是藏在動作行為底下的動機和心理。她認為台灣小劇場對向下紮根的部分用力太淺。
培松第對演員零秒轉折的要求，有演員戲稱感覺「像個瘋子」，但她從來不這麼覺得。她認為很真實：人說出來的話，與飄過腦海中的念頭，何嘗是同時間的呢？口裡說的，心理想的，往往奔馳在不一樣的思維向度裡，分裂。或因為時間差或距離差，分裂。
套用索緒爾符號學的說法：能指和所指斷裂。台北小劇場導演也懂這理論，但只要求斷裂的外形，不建立其心靈底蘊，使得表演追求形式勝過內涵。
蓉詩同意金煌說的，演員在排練的過程中獲得充電。
如果要簡單地說，這是一齣什麼樣的戲，蓉詩說，試著把我們的生活磨成一個具體的東西，是可以拿出來給人加看的。
抽象的表演，不像寫實一樣毫不費力解讀。動作行為外表或許斷裂、不連續、不直接，但都是深埋的動機和情緒的線索。
蓉詩說，小劇場演員從前一直被認為等同業餘演員，這是完全不對的。抽象性、實驗性表演，也是一種專業。十年使她的表演專業進步了，但能接受抽象的觀眾是否變多了呢？她很想知道。
統獨：沒有勝利者的戰爭
不免好奇：統獨問題有沒有拿出來在兩岸演員中間討論？
異口同聲說有啊，而且漫長地討論。
結論呢？
以後都不要討論這個了。
培松第說這齣戲並非針對社會問題提出看法或結論，他要表現在一個矛盾的環境裡，一群矛盾的人，其心理和生活的狀態。他用了一個詩意的比喻：風吹帆船動，是風讓帆船前進的。
但培松第願意慷慨提供他這個法國人的看法：一邊是擺上一段悲劇的歷史，摧毀千百萬人的文化記憶。一邊是犧牲一群人工作五十年，希望發明創造這個國家的過程。無論結果如何，戰爭一定會帶來喪亡，而這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戰爭。
培松說中國大陸正像一百年前的美國，未來一百年世界的重心不會在歐洲，而會是在東方，他甚至期待自己可以活久一點兒，以親眼看到那一天來臨。
但置身劇變之中的中國，是否前瞻到自己的可能性，還是任令傳統隨風消逝，而單向草偃於西方商業、媚俗的新價值呢？顧雷說：「就看著吧。」台灣演員則想到被媒體過分炒作的統獨，有些欲言而止。
討論了這麼多嚴肅的話題，大家沉默下來，讓腦子暗暗活動。這時我察覺到嚴肅藝術的特質，藝術家就像替社會潛伏的良心或眼睛，在發出聲音以前只是拼命地感覺、感覺、感覺…。
這時代，我們特需要能真誠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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