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帶人生》

訪問一位老先生關於小劇場的前途。他說：缺乏資源的先天條件使然，年輕編導演到三十歲還沒從小劇場「晉升」為中、大型劇場的編導演，命運「殆斃」；三十五歲還留在小劇場的，回不去現實社會，與遊民無異！

後來和一個小劇場前輩的電話中，我抓住機會問：「你有沒有『殆斃』的感覺？」

「有啊，我有一年半的時間每天沉溺在電玩裡面。」

「然後呢？」

「膩了，就停玩了。」他目前沉迷於偶戲。

另一個小劇場導演，擁有「正常職業」，信誓旦旦說過不再作劇場，恨恨說劇場中充滿「losers」。他今年四月又要推出新戲了。

所謂成功指南上有一條：「男最怕入錯行」，指有些行業不管你怎樣努力都白搭白耗，一旦陷入不得翻身，我想台灣小劇場很有資格進入「錯行」之林，名列前茅。

腦中一直迴盪著「殆斃」和「遊民」之聲。我想我也是某種程度的遊民，我沒有「固定位置」，每天出門都不確知會遇到甚麼人（但我視如可愛的冒險），不同處在我有名片（不只一張，都只代表部分的我）至少遊民不會替自己印名片上面寫著「遊民」吧。我力圖保持人生的「條理性」；我利用銀行，創造一個「家」的硬殼（在銀行未收回以前）；我會一直唸著「我的書房要更整齊一點兒」----表示我從未放棄「條理化」的希望。

有趣的是，朋友問我：「那老先生是作甚麼的啊？」我說他十幾年來一直在寫一本百萬字小說。

又問我：「那老先生靠甚麼維生的啊？」我說我沒問過。

這時朋友露出：「難道你是去採訪一位遊民？」的眼神。

我並非單純到不懂「經濟決定論」：一個人在社會經濟體系的位置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定位，大眾觀感，乃至於喪禮上時你送花圈被擺放的位置；但我試圖相信，我採訪一個人因為他的心，他的想法，他的見解。心的位置，與經濟無關。

因此當我在路上看到這本《倒帶人生》—一個遊民的故事，我覺得我非把它帶回家不可，彷彿是非邂逅不可的一枚信號，叫我延續思量我與遊民或與殆斃之間的距離。

在路上我迫不急待翻閱，讀兩頁就哭了。因為我跳讀小說最後作者替主角寫的訃聞。坐在一節捷運車廂裡，前後左右座位、擦身而過的盡是人，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人生故事，也帶著一張未來的訃聞。如果我有一雙通靈的眼睛，我會看穿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張自己的訃聞，在行走、在生活、在愛、在追求。

而每一個人都不對望一眼。

鈍化心靈是因為我們相信因此我們可以更活得心無旁騖一點兒，但心無旁騖做甚麼？彷彿有比別人更偉大或莊嚴或理所當然一點兒的理由有嗎？何在？

我們鎮重其事追求過的一切會留在哪裡？我的訃聞（如果有的話）將寫著甚麼？是讓人莞爾一笑的那種，還是聳聳肩帶過的那種？（我不敢想會叫人落淚）

剛在台北藝文圈狂掃一圈驚歎的陽光劇團（Theatre du Soleil）《浮生若夢》（Les Ephémères），我不筆記，說甚麼都像錦上添花。如浮萍飄過的人生片段，我最喜歡一個怪怪老婦人的故事。她像神智不清卻又異常機敏，她像分辨不出現實卻又牢實不移地活在她自己的結構中。她其實就是一個遊民。不得不跟她溝通的只有醫護人員和社福人員。真實生活裡面，這樣的婦人不會贏得我們半秒鐘注視--「It’s a loser！」我們厭惡地把這念頭和畫面驅趕出我們的意識，但劇場上有一種審美的平等，一個人不管是將相功臣或販夫走卒，發光的是人性更本質的部分。唯有在文學藝術和劇場的世界裡，一個遊民的地位並不比總統低，甚至更熠然生光。這名女遊民在舞台上贏得了她在現實中絕對無法獲得的凝視和注目，她的｢不一樣」甚至拭淨了我們充滿成見和塵垢的心靈。

《倒帶人生》的男主角有名有姓，他叫Stuart Clive Shorter，生於1968年，逝世於2002年。書一開章就就說了：遊民的平均壽命是四十二歲，自殺率是一般民眾的三十五倍。他們常常在過度興奮或精神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