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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6

《我的那一聲再見》



留鬍子,毛線帽,白汗衫,藍白夾腳拖,手上綁著手帕,像流浪漢似的中年人。

一堆廢紙箱是他的家,所有家當都裝在大塑膠袋裡,有很多過期的麵包和報紙,外加一個卡式收音機。

是出現在街頭,大家會反射性撇過頭去的那種人:真實存在,但我們毫無瞭解,甚至下意識不去看見。所謂社會真相,其實分很多類,有些類你很容易追根究底(像陳水扁的密帳和邱毅的頭髮);有些是你覺得該知道卻遲遲不知道(像金融風暴何時盪到谷底或台灣減碳指數為何不被世界列入統計等等);有些則是你從不想認識也不願多去想像(像死刑犯如何等死還有社會到底欠負樂生院民多少……)。

胤瑋選了最後一種當主題。劇中主角,脖子被塞進肩膀裡似的看不見,腹部突出,手腳一放下就不由自主發抖,彷彿因為自身的無用而驚慌,身體呈現由經驗累積出來的防衛姿態。眼睛瞪得大大,眼神卻有點過於渺遠,不知道他真的在看哪裡。

他的話,初聽也抓不到焦點。整個人生都失焦了的那種。他還會微笑,卻只讓人覺得恐怖。

接著他開口講話,在小劇場內發出大劇場的音量,咬字讓我想起李立群。

原本我應該起立鼓掌說:胤瑋,你演得太好啦!但由於角色形象跟我們素所認識的胤瑋相差太多,竟然升起一種:這個人真的是胤瑋嗎?我們都被胤瑋給騙了的感覺。

故事包含兩個真實的社會事件:

1.當今空軍有一批年資超過三十年的F-5E戰鬥機,超過十人於執勤時失蹤或殉職。一旦戰機從雷達消失,兩個月後搜救工作停止,六個月過去還找不著就認定殉職,發一千六百萬的賠償金進入忠烈祠…。胤瑋認為「如果國家把生命看得如此珍貴,為何允許墜機的事件一再發生?……在我看來都是國家用制式規條去認定生命。」

2.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統計,臺灣於零四年至零五年間處決六位犯人,此後的兩年間台灣不曾執行過任何死刑,然法律上仍保留52條處以死刑的規定條文;07年被判死刑者人數為5,共計有70-100名死刑犯處於一種「歇斯底里」的狀態,這些年是停止死刑而不是廢除死刑,不生也不死。

不過《我的那一聲再見》可不是論述滔滔不絕、立場鮮明道貌岸然的報告劇;而是對一個人不加批判、不加指控的凝視;凝視一個處於「等死」症候群(Death Row Syndrome)中的死刑犯。

這個叫呂伸的人,因為殺人而被判死刑,他持槍越獄逃亡,綁架了一名空軍軍官的妻子。他的妻子李德惠因抗議政府對他丈夫的殉職調查不公而上報,被呂伸認為是「槓上國家」的屌咖。整個社會都不跟他對話沒關係,他自己想辦法找人對話,而且還不是隨便甚麼人,呂伸他可以認同的屌咖喔。

在劇場--逼使我們不得不凝視的對話空間裡--我們開始認識呂伸的童年,呂伸的想法,呂伸的行為模式,他曾經有過妻子女兒的正常生活,還有他和父親、繼母之間的恩怨糾葛。總之,這齣戲還原一個人為一個人,他不是概念,對很多戲來說「英雄」、「死刑犯」、「控制和制約」甚至「寂寞」都是概念,但這齣戲人的部分遠比概念多。

據說目前票房不理想,果然證明這題材的「冷」。滿地的報紙、囉嗦的廣播新聞、嘵嘵不止的媒體,全都是著眼於「消費」、無情、垃圾般的資訊。

只有胤瑋從這裡面掘出一個人如生的形象。

延伸閱讀:
在離開孤島前處決一名死刑犯─訪《我的那一聲再見》導演林胤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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