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秘密—專訪多媒體劇場創作者周東彥

無可否認，我們身處於一個影像當道的時代，影像無遠弗屆滲透我們生活，洗禮我們視聽，影響我們思考方式，同時也走進劇場--雖然從上世紀起歐美在影像運用於劇場上已實驗得如火如荼；但隨著技術猛進與影像製作的普及化，到本世紀仍有頗多開發空間，跨界藝術家也琢磨苦思如何結合兩者，是當代重要趨勢之一。

因而當一個同時嫻熟劇場和影像語彙，年輕新崛起的創作者的出現，不可避免會受到相當矚目與期待，周東彥就是如此。

看，人

看到周東彥時，我也禁不住暗自在心底嘆一口氣：啊，原來就是他。二十九歲頎長白皙的俊秀青年，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英國倫敦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劇場多媒體碩士，在倫敦現代舞蹈學校研習博士課程 (Digital Media and Performance)。短片曾三度入圍台北電影節。回國四年，已成為台灣劇場界炙手可熱的多媒體劇場設計師，林奕華、鴻鴻、石佩玉、徐堰鈴、陸愛玲、林如萍、廖俊逞等潮導和音樂家雷光夏、編舞家羅文瑾等爭相合作的對象。2008年他在實驗劇場發表自己的多媒體劇場創作《寫給記憶的七封信》。而今年，除了拍紀錄片還將與舞蹈新星周書毅合作舞蹈與影像的跨界劇場。

對我的問話，周東彥不說是，也不說不是，他回答說有；也許「是」太武斷，太單一，其實沒有任何一套詞語可以壟斷完整的事實，「有」代表話語有落在事實範疇裡，或者事實落在話語的包括裡，互相屬有，彷彿話語與真相之間有覆覆疊疊的層次，正如周東彥的影像給我的印象。

看，影像

看到周東彥拿到碩士的作品《我唯一寫過的一封信》(The Only Letter I've Ever Written，2005)時，眼前湧動的影像絕不是一道敘述可以涵括。翩翩來去的海潮中，兩女一男交錯的話語，像是對話，又像是獨白，還有大量畫外音，彷彿有人在鏡頭外凝視，而人正被觀看，作為觀眾的我們又看著全體--真實是甚麼？三重奏似地反覆駁詰。如同時光篩不盡的回憶，經過文字轉述的愛情，海浪斑駁的光影；如同心靈的詩卷。

這部片子是周東彥在聖馬丁學院的最後一年拍的，周東彥說，人在異國求學，離熟悉的人和環境都遙遠，心靈孤單得像座島，他常讀莒哈絲的文字作為唯一的對話。離交畢業製作前一個月，他在西班牙畢爾包有座廢棄工廠的海邊，苦思題材，原本為蒐集素材而拍攝這些影像，回倫敦後，同學看了覺得影片結構相當完整而建議他直接發表。配上法國作家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的文字和念白之後，這部影片有如詩般流淌的影像精準地抓住人心的波流，身體的姿態，以及人與空間的對話。

我看《我唯一寫過的一封信》時，沒來由想起sea和see的發音是相同的！不管影像或劇場創作，「看」是甚麼無疑是創作者最根本的面對；主流影像敘事往往誘使我們相信眼見為真，與劇中人同步思考，本質、外象、引發，混同為一。然而周東彥影像中的「看」：回憶與敘說，看與被看，觀與想，層次分明得有如透明。

看，劇場

在影像創作上周東彥很誠懇地反省了「看」的肌理，在多媒體劇場設計上，他不是怎樣做才酷炫屌，而從最本質的問題著手：這部戲一定要用影像的理由為何？

高中畢業十八歲就擁有了第一台攝影機。大學時主修導演，是個喜歡影像的劇場導演。回想起來周東彥很感謝爸媽，當時一台攝影機要台幣五萬多，周東彥說爸媽沒有特別受過高學歷，也八竿子搭不上藝文工作的邊，但對他的攝影興趣和選擇讀戲劇，總是百分之百支持。

比起其他多媒體設計者，周東彥戲劇科班出身的背景使他更懂得如何與劇場工作。劇場必須一群人一起工作，經過長時間排練，一點一滴累積起來在演出的那一刻才綻放成果。像很多視覺藝術工作者難以理解：「為什麼要跟那麼多次排練？」但這對劇場工作來說卻是最基本不過的需要。

由於影像和劇場的結合還是塊處女地，周東彥從每一次合作中試驗創意的執行可能性。像為雷光夏《看不見的城市》他設計了轉動魚缸的裝置，拍攝流動感的影像。為稻草人舞團設計《月亮上的人--安徒生》時他嘗試了水底攝影。為鴻鴻《浮士德》設計影像時，挑戰要如何在彎曲的舞台面上呈現毫無接縫的投影。為莎妹《給普拉斯》他做了地面投影，利用墨水噴灑分裂的同步錄製，反映女詩人普拉斯近乎崩解的心理狀態……。

由於影像進行劇場的歷史還很新，國內劇場工作的標準流程裡還未把影像納入體制，不像舞台、燈光、音控、服裝，樣樣都有標準流程和分工，有專門的操作人員和技術指導。裝台時，影像往往被擠在各種設計流程的夾縫之間工作，周東彥必須自己設法解決所有問題--這就是一種新技術加入時的尷尬時期。

看，莒哈絲

我問他：劇場和影像的感覺邏輯有甚麼不同？

他說：劇場與影像並置時，影像特別容易顯得像歷史。相對於劇場上的發生無疑是現在進行式，影像裡的發生可能以前可能以後，時間穿梭錯亂，然而周東彥覺得，這正是影像自由的地方。

《待消失的影片》、《我唯一寫過的一封信》、《寫給記憶的七封信》幾部影像和劇場作品，周東彥都用了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的文本。《寫給記憶的七封信》更是楊．安德烈（Yann Andrea）--比莒哈絲至少年輕四十歲，在女作家生命最後階段同居十六年，號稱莒哈絲最後的戀人--和莒哈絲之間的書信。情書揭露了人最深處的獨語和對話，只見台籍女演員和法籍男演員，在劇場中淡若無事地動作，影像如詩，不見敘事結構，整場戲像在閱讀一個人的心靈--閱讀莒哈絲的，也閱讀觀眾自己的。

所以，「莒哈絲對你至今為止的創作應該有很重要的影響？」

東彥說與其說是針對莒哈絲的文字，或莒哈絲的風格，不如說他對莒哈絲這個人，她撲朔迷離的感情世界，她怎樣思索還有她的創作心路深深著迷，因而一再追索。周東彥說：莒哈絲每一次都在「我不知道」的創作邊緣，不知道自己還有甚麼心緒尚未剔除盡淨，不知道下次如何言說，但是翻越「我不知道」的無形之垣，她又繼續書寫。莒哈絲一生寫過多達五十幾本小說、十幾部劇本、十幾部電影，並執導過電影。

台灣，不一樣的節奏

回台灣四、五年，忙碌的接案以及擔任教職，周東彥自覺生命的狀態與熱愛的莒哈絲相形疏遠，甚至有必須暫時告別的感覺，從他一天醒來到晚上睡覺，時間被劃分成一節一節填滿，切切實實執行—說來慚愧，其實我們的訪問也硬是強行切去他的一塊空檔。

向來拍非劇情實驗影像的周東彥，接下去一年要開始拍攝街頭藝人黃明正的紀錄片，無論生命狀態和創作狀態，都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周東彥說：「我覺得我現在的生活很可能對我未來的創作產生重要的改變，只是我還不知道會是甚麼。」
(本文首登於國藝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