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對「戲劇顧問」(dramaturgy)的好奇，選修楊莉莉老師的課，恰好這學期主題是「易卜生」，使我整個人陷入關於這位十九時世紀下半葉戲劇寫實主義大師的資料漩渦之中。也因此重讀《劇場事 2》(2005)藍劍虹為該年九月鍾欣志導演的《人民公敵》(黑門山上的劇團) 所寫的劇評。作者認為易卜生符合傅柯所說的說真話的人(P.59)，並引述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話：「我的意圖並不是要處理真理的問題，而是說真話者的問題，或者說真話作為一種活動的問題」。
我咀嚼著「說真話」如何被問題化的過程。畢竟劇場並非理念宣傳或政治立場的載具，這篇文章的另一引述(俄國戲劇家N.Evreinov)：「戲劇中的政治性不是存在於內容之中，而是存在於舞台上和觀眾席的關係之中。」當今之世，似乎不僅僅說真話就夠了，或者說我們現在人閱讀的不僅僅於內容，連同說真話的方式也一起閱讀。
我想起70年代白雅燦事件。事件主角維基查得到，連大陸的華夏經緯網站也查得到，然而大多數台灣人是完全沒印象的：法律系畢業的白雅燦，1975年參加增額民意代表選舉時，提出二十九條質疑，如要求現任元首公布財產、質問前元首有沒有繳遺產稅、要求元首的兒女回國居住、釋放政治犯、與中共重啟談判等等--現在讀來根本是基本訴求--當時可是冒犯大忌，未經審判就被以「違反基本國策」、「顯然企圖鼓動叛亂情緒」、「著手實行叛亂罪」的罪名判無期徒刑，囚於綠島。
十二年後，白雅燦被釋放了，然而當年他說的話已經滿街人都在說，誰都忘了誰曾講過，誰又付出甚麼代價。再隔四年--1992年--白雅燦出來參選全面開放後的第二屆立法委員，但僅得到不足一千票而敗北，完全淡出輿論。某方面來說這也是一個「說真話的人」的故事，但結果遠超出易卜生的想像。
易卜生的時代距今超過一百年了。僅以不滿百年的眼光檢視歷史，同一句話可以從重如泰山變成輕如鴻毛，真話的重量在於內容，或者說的時機、說的方式、說的是誰……？哪一種決定真話的「分量」？是真話變得輕盈了還是說真話的人少了，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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