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e

2010/12/10

轉載:「第十屆澳門城市藝穗」隨筆

作者:莫兆忠
轉載自:忠+寧


竟然又到了藝穗節,自稱“第十屆城市藝穗節”大概是追認,過去以“藝穗”之名引起藝穗會多年來的不滿與抱怨,現在加上“城市”二字才兩年,馬上就“第十屆”了。

十二年“十屆”
一九九九年開始的澳門藝穗,二○○六年和二○○八年停辦過,所以其實這個“第十屆”已經十二歲了。十二歲可說是從兒童走進靑少年期的尷尬階段,大不來,也不算小,《中華英雄》裡說十二歲是人生的轉捩點,華英雄由於是“天煞孤星”,轉捩點要拖到十八歲,這大概不是天煞的藝穗,而是個要尋找自我形象的靑少年。可是,藝穗打從出生開始就形象鮮明,以獨特、怪異見稱,多年下來累積了不少藝壇佳話,可是畢竟十二年了,要在本來就十分鮮明的個性裡找尋新的認同,顯得份外困難。一年復一年,要麼推陳出新,要麼為辦而辦,而且過去藝穗節賴以認同的“全城舞台”,其實已在多年前被澳門其他大大小小的節所拷貝,不是十足分量也起碼似模似樣,“全城舞台”已不再是藝穗的獨家秘技。最初幾年婆仔屋、靑洲修道院、氹仔難民營等閒置空間再利用,後來藝術介入生活空間的模式,到這兩年已不見得再有太大新意,過去的驚艷,讓觀衆要求得更細緻。回看這段歷史發展,大概還可以看到城市的空間權力變化,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案例,在近一兩屆藝穗中已愈來愈少,廣場、公園、什麼前地的“據點創作”卻變得愈來愈多,這說明什麼?是澳門閒置空間愈來愈少,還是創作人的性格從比較封閉的空間,難以走到更開放的領域。

最近台灣“新北市藝術節”也有環境劇場系列,邀請曾來澳參加藝穗節的河床劇團擔任策劃,演出節目也能呈現台灣獨有的空間趣味,例如沙丁龐客劇團在火車上演出的小丑戲;又或十月份飛人集社《超親密小戲節》在台北市小街巷小店裡發生的環境偶劇等,喚起的空間活力,就像看見早期的澳門藝穗節。

澳門今時今日已沒有多少空間可以被閒置,老房子不是被拆就沒收為公有,高度保護,小劇場演出又是每個月多得比藝穗時期還要多,這些年來,藝穗給觀衆在空間美學上的驚艷彷彿已消耗至盡——如果演出空間的運用,只能在美學上作思考的話。

未成品
有時,勇於推翻過去,也是一種前衛。

澳門藝穗的主要宣傳形象常常會引起不大不小的爭議,二○○○年有一穿上水鞋的頭和戴上膠手套的頭,二○○一年四個不同姿態的人旁邊寫上粵語,二○○三年爆破的大三巴,二○○四年懷孕的男人,還有去年的榴槤箭豬;每一個都令人印象深刻,也曾經引來大大小小的爭議。其中懷孕男人的一年引起的反應較大。事實上,從宣傳效果來說,有爭議總好過讓人一下子就忘了,於是藝穗的形象總是具有一定挑釁性,色彩繽紛。

今年剛好相反,靑綠與米白,一條毛毛蟲一些蛹,相對過去的大紅大綠,這次感覺傾向樸素一點,沒有爆破、挑釁些什麼。不跟過去比燦爛比破格,就只是一些要變又未變成型的毛蟲的“未成品”,反而成了另一種破格。很多時我們都要求完整,但變作成品的過程也是另一種美,我想起某年在宜蘭。民宿主人晩飯後帶我們上山看螢火蟲幼蟲,原來螢火蟲幼蟲不會飛,牠不過是一條在山邊蠕動的蟲,看着那被自己身體拖動的一點光,我有說不出的感動。

可是藝術的未成品是怎麼樣的?

藝術的未成品,很多時都比成品給人更多想像空間,有更多的發展潛力,但又的確比較粗糙,好像戲劇創作過程中常常有火花不斷,那些即興出來的小片段、小動作,讓人驚艷,又難以一直持續保持。看版畫我總喜歡看作品是第幾個印刷版本,引起自己對其他印刷次數的好奇。澳門藝穗節彷彿眞的像它自己的海報那樣包容它“未成品”的藝術,可是我覺得還需要追究的是成為“未成品”的原因,那是因為能力上的因素、故意將結果開放,還是只不過沒時間、沒用心將作品完成?所以對於那句“創意身痕,隨意從心”有些保留,是“隨意”創造更多可能性,還是一種逃避將責任完成的隨便?在美學的世界裡,這個界線很模糊,就是因為這個不確定性,很多人都在這裡模糊過去。

“全城”的意義
究竟藝穗節的“全城舞台”是怎麼一回事?十二年過去,許多參與過的人每年在藝穗看見些在街頭、在奇異的空間中作演出,總有些懷舊與自豪,總會對新來者說:我就在這個街角、這個山頂、這個公園、這個碼頭、這個已消失了的甚麼空間裡演出過。這些非正規劇場空間怎麼找出來的,恐怕各有前因,只是將這些年來的環境劇場演出排列一下,也許可以看看劇場與城市之間的對照與反映:靑洲修道院、氹仔排角、氹仔舊難民營等,一個個的被拆、改建或佔領,那不是詛咒,而是都市化的現象。

劇場在這個以消失為記認的發展過程,它在做甚麼呢?只要看看那一列澳門藝穗環境劇場的順年份名單,我們會看到劇場最初選取的演出地點都傾向對空間的佔領、再用,大都是閒置空間,就是一些經已絕少人會發現或到達或使用,相對比較封閉的老空間、老建築物,如靑洲修道院或當時即將要拆遷的南灣工人球場乒乓球室,空間都具較強的歷史感。可是感覺都在美學裡面,跟空間的對話不多,牽涉到空間與澳門城市發展關係的東西也很少看到,觀衆的驚艷來自於對這個陌生空間的“無知”或懷舊,都是一種“觀光客的凝視”;可是自二○○四年開始,澳門城市空間的變異,在藝穗或非藝穗的閒置空間演出已少之又少,即使有些以像新橋勞校幼稚園舊址的空間暫作演出場地,也只是一種暫借的情懷,沒法引起多少驚喜。

如今,澳門藝穗節中再利用來演出的閒置空間愈來愈少,不是藝術家或主辦單位愈來愈懶得去發掘,而是“閒置”的空間在澳門愈來愈少,或許說,寸金尺土的澳門裡,沒有太多空間有能耐被閒置,反而是走進生活社區或城中充滿戲劇性的空間中演出,卻愈來愈多。走進舊城區橫街窄巷、走進賭場同時亮燈的南灣湖黃昏,在在凸顯了城市空間本來就存在的戲劇性,閒置空間的封閉性已不能滿足藝術創作人對城市空間的關注。可是,如果演出中只能呈現城市裡原來就存在的空間戲劇,藝術家的存在是否必要?究竟藝術家在這裡的“空間戲劇”中要做的是甚麼?

環境劇場
澳門甚麼時候開始有“環境劇場”演出?一般人都以為是澳門藝穗節的“全城舞台”開始,其實早在一九九五至九八年間,石頭公社、曉角劇社和面具劇社(由在澳葡人組成的劇團)等已在大三巴、議事亭前地、盧廉若公園等上演環境劇場,上演的劇目除有外國劇作外,更有本土創作,內容對當時澳門的政治環境進行反諷。

所謂“環境劇場”,指的一般不單單就是在劇院以外,找個戶外地方演出,而且在演出地點也不一定會像“街Show”那樣在廣場上搭舞台;“環境劇場”是演出與環境的有機結合或對話,可以是與空間性格互動、可以是與空間的歷史、文化等結合。如果從這個解釋去看,澳門的環境劇場還可以追溯至大三巴還是聖保祿書院的時候,那時傳敎士帶領中外學生在大三巴前演傳敎劇,雖然沒有甚麼圖像或演出具體形貌描述,但也可以想像一群演員在大三巴前的空地上演戲的盛況,內容也算是與環境結合。

雖然在首屆澳門藝穗節之前,澳門已有“環境劇場”的出現,不過澳門藝穗節還是為澳門劇場中帶來一次衝擊,將環境劇場更“合法”地在澳門大規模出現,說“合法”其實是一個反諷的形容,“合法”只是一個“官方認可”、“出師有名”的包裝,但不一定代表“可以”,因為“環境劇場”常常涉及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所謂“官方”只是某些公共空間的管理者,首先遇上的問題是這些空間也含有其他管理者,例如一個廣場就可劃成幾個不同政府部門去管理各項廣場上的設施,而更大的問題是,管理者認可,不等於使用者的認可,使用者就是經常走過、停留在這公共空間的居民,一次又一次的澳門藝穗節,都給觀衆一次又一次驚艷的“環境劇場”,可同時也惹上一次又一次空間的角力與衝突,不同部門對公共空間使用方法的觀點,居民對“藝術”介入生活社區的投訴,已不止是個別的事件,這裡也許可以找到甚麼人甚麼部門或甚麼團體來背個罪名,可是,更重要的或者是,這些藝術的介入或侵犯所引起的,對公共空間的性質與權力的反思,一直不了了之,大事化小,缺乏應有討論,平白讓“全城舞台”成為了一件像藝穗節一樣,隨便一年一度,過了海就是神仙的事情。

回到fringe
每年藝穗節,總要重提fringe(藝穗)的起源,相對於官方愛丁堡藝術節的愛丁堡藝穗節,今日已不再是“邊緣”、“不起眼”,○五年剛到達愛丁堡,靑年旅社、咖啡店、報章上鋪天蓋地的fringe標誌、fringe報道,讓人以為fringe就是愛丁堡的另一個名字,而事實fringe——愛丁堡藝穗節,不過就是一條大街範圍,如果將澳門的地形作想像,它就是以大三巴、大炮台一帶為中心,一邊延至永樂戲院,一邊伸向郵政局,大街兩邊的小街裡隱伏着無數的餐廳、商店、咖啡店,而不是杏仁餠和化妝品。戀愛巷有一條長長人龍,每人手上一本當日的節目冊子,人們用筆圈出自己想看的節目,準備買票;大炮台上一邊上演大閱兵;小街巷裡的酒吧有日本老藝術家在演舞踏;街上幾個年輕人穿童話人物服裝,拿着結他唱歌,宣傳等一會要在書店樓上公演的兒童劇;還有一班女生在玫瑰堂前清唱;郵局外有不同的表演藝人在做着各種定格造型。我心裡為這個表演藝術的繁榮景象興奮,可這又不是我過去認知裡的fringe,而且在倫敦出發前,我在劇場報刋The Stage中已看過一篇一個資深劇場經紀人的文章,道盡這個演藝競技場的辛酸與殘酷,幾多劇場經紀奔走於不同的演出場地,幾多來自不同歐亞國家的劇團和表演者,花盡個人或團裡的積蓄來到這裡,施展渾身解數,等待極為嚴苛的評分和評語,也許有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彷彿為你的表演而來,可是當fringe的海報與橫額拆下,你還是那個邊緣、不起眼的劇團與表演者,在這種競爭與生死鬥中,還剩下多少前衛與批判?所謂的邊緣,也眞的不過是指向一些不被重視的群體,而不是描述它的美學與題材。

我站在佈滿表演者與觀衆的大街上,努力想像,澳門藝穗節的創立,它究竟是要從愛丁堡帶走些甚麼?要帶走哪個部分?在澳門辦這麼一個節的意義究竟是甚麼?這些問題,終於在五年後的今天,在“文創”即將替代“文化”的時代,彷彿看見了答案。

究竟有多“民間”?
我回帶到了一九九九年三月的首屆“澳門藝穗”現場,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的吹襲,澳門經濟、政治,以至文化仍是一片“舊的仍未死去,新的還沒到來”的景象,fringe的去舊立新或標新立異也好,它的確為那片僵住的死壁畫鑿開一線亮光,不拘一格的演出形式,不設限的表現媒介,無法想像的演出場所,在在叫人不敢馬上叫好,卻難以輕易說不,在驚奇與拒絕之間,像A片。二○○五年澳門經濟變得不一樣,經濟起飛,都市大翻新,這時民政總署宣佈將“藝穗”交出來給民辦引起不大不小的議論,時機到了嗎?眞的有藝團具備這個能力嗎?明明暗暗的聲浪仍在耳邊,竟又“民辦”了三屆,從○七年備受關注又專訪又檢討,到現在彷彿變了有辦過就OK的“雞肋”,這個“民間藝穗”也眞變衰老、變世故得夠快;遲遲才公佈的承辦單位評審結果,遲遲才公佈卻一直在改動的節目表,遲遲才公佈的藝團、義工、藝評人徵集日期;“遲”的結果不只是節目乏人問津,宣傳做不好,而是關係到一筆公共資源投入以後的透明度問題,旣然已是每年一度的節日,為甚麼就沒法在一個合理的工作日程下向公衆透露訊息?究竟在等待甚麼?究竟在公佈過程中遇上甚麼問題?能不能給公衆一個有點透明度的檢討與回應?

藝穗節前的導賞會上,有人提問:“現在澳門藝穗節究竟有多‘民間’?”的確叫人深思,單單看這個“遲”字就明白官辦文化的弊病,可是在聲稱“民辦”的幾年來不但沒法得到更大改善還愈來愈走回頭路,“現在澳門藝穗節究竟有多‘民間’?”那個沒有主承辦單位的人和任何官方宣傳品的導賞會上,只有藝團和觀衆在熱烈對談,這該不會是一種讓藝穗變得更“民間”的策略吧?

從愛丁堡來到澳門,同樣是小城,古蹟處處,究竟fringe(藝穗)要成為一個怎樣的“澳門的藝穗”?它要提高澳門表演藝術的市場競爭力,還是要將愛丁堡“不起眼”、“邊緣”藝術家們的冒險精神帶來?而這種“冒險”,究竟是商家在市場上毫不起眼的一個洞子裡下賭注,還是一個單薄的抗爭者,在主流與強權下提出異議

藝穗的「進行式」
「澳門藝穗節」如果一定要在澳門藝術史上找到某種定位或意義,那便是「小劇場」與「環境劇場」。九九年的「歐洲小劇場視窗」是「小劇場」作為論述的一個開端,而零二年的「全城舞台」,即是澳門「環境劇場」(或「據點創作」)首次大規模的出現。可這些都是十年八載前的事,十幾年裡,澳門藝穗要推陳出新,首先要對上述兩個由自己建立的「傳統」進行誠實的反思。

今年藝穗節的台灣演出《什麼是小劇場?示範說明》由劇評人林乃文首次作編導,劇中正是小劇場對小劇場的自我反思,劇中以擬人化的「小T」代表「小劇場」,他在劇中講述台灣小劇場的歷史脈絡,以至很多人們對小劇場的理解或刻板印象,例如小劇場就是窮,小劇場就是地方很小,小劇場就是顛覆,小劇場就是不斷重覆等,有些是專家學者的蓋棺定論,有些則是曾經有過的客觀事實;整個演出其實有一定野心,反過來說,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演出長度,包袱有點過重,從台灣來澳的航班每人只可帶20KG的行李,這個戲,談到小劇場的種種特徵、種種專家給予的「定義」已是20KG的份量,而另一條線索:「小T」自述,從自我認同(父母是「戒嚴」與「解嚴」),到認同危機(「不說自己老爸的語言」、、「總是很不對勁」、補助與骨氣等)這裡又超過20KG;對很多澳門觀眾來說,他們沒有經歷過「小劇場運動」的洗禮,年青一點的則對「鍾教授」、「戒嚴與解嚴」這些專有名詞背後的脈絡所知不多,幸好全劇不板起面孔想當年,而演員的親和力與劇場表達形式實在好玩,於是觀眾也落於在劇中找到一些與自身背後相關的元素,例如「文藝局補助劇團」、「文化產業救小劇場」的部份便引起不少人的大笑(背後也許還夾些苦澀)。這個作品在藝術上並非沒有可挑的骨頭,然而,一個劇場人或一個劇場作品能進行這種程度的自我反思,確實不簡單。

上海藝評人趙川在「總結座談會」中提到藝穗應該是「進行式」,或許給予主辦單位一些「鼓勵」,可是小時候讀過外英文雋語「滾動的石頭不長苔」,藝穗節十多年來的青苔太多,一直不去清洗便難以持續滾動,「進行式」的前提是對「過去式」的徹底反思,甚至將「藝穗」的原型重新理解;而我只希望它不要從「動詞」漸漸成一個「名詞」而已。

下一站,“文創”
“澳門城市藝穗”剛完結不久,網上已傳來明年台北藝穗和首屆深圳藝穗的消息。台北藝穗為吸引台北以外地區的藝團參加,特別派員到台南、花蓮、台東等近年藝文發展受到一定重視的城市中舉行參加說明會,即使常常看到不少對台北藝穗節的批評與質疑,但相對於澳門城市藝穗的突然“自爆”,台北藝穗節在主動公開報名程序,爭取藝術界心目中的認受性這方面,實在値得澳門城市藝穗的主辦及承辦方學習。

而深圳藝穗呢?從網頁上看,已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與面孔,從場地介紹中更顯出它與商業機構之關係。深圳,作為經濟特區、“設計之城”,藝穗的走向也許自然跟整個城市的文化生態十分相似,作為大陸境內第二個藝穗節(上海是第一個,港澳是“境外”),它在中國的影響力也許很快就會顯現出來,首先從節目單中已看到一些港澳藝穗節相關聯繫,也就是說,對藝術經紀人來說,那是一個很有吸引力或潛力的新市場,大家彷彿可以想像或盼望,深圳藝穗的成功,將打開很多中國城市的藝穗大門,也彷彿打開了小規模藝術作品、小劇場的中國市場。回到今年澳門城市藝穗,創意市集的結合、廣場藝術展演(分佈塔石廣場四周的小丑、舞獅、偶戲、演唱),部分節目也即將在深圳藝穗中出現了,在“文創”即將取替“文藝”的時代,劇場界也從編導演時代走向製作人、經紀人的時代,澳門的藝穗也許可以追隨它的母親“愛丁堡藝穗”或其他地區的藝穗節,一起向小規模/當代藝術買賣場的站台,高速開去、停靠。

上海藝評人趙川也在“總結座談會”中說到,在我們說“不”的時候,也要面對我們已確切地生活在這個我們說“不”的現實中,我們說“不”的時候,如何自處,如何面對、如何想像,是我們的劇場創作的眞正挑戰;我進一步想,在我們連說“不”也猶豫不決的“文創”時代,“眞正的挑戰”究竟是什麼?

延伸閱讀:
相思成文"散記.於澳門城市藝穗節後"
相思成文"再談“觀眾劇評人” "
相思成文"澳門,就是與別不同
"

沒有留言:

熱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