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創法出,台灣流行音樂能否再造榮景？(下)

健康合理的音樂數位市場，還未成立

正因為音樂這種無形產品的特性，使它特別容易受盜版的侵害。音樂載體因數位科技日新月異，一方面改變受眾聽音樂的習慣，一方面也使得網路侵權日益猖獗。傳統夜市盜版，消費者必須此時此地人到那裏才買得到盜版碟；數位盜版是音樂一旦上線，藉由幾秒鐘的按鍵動作，成千上萬人下載，超越國界地，一瞬間炸彈開花般散播開來，殺傷力驚人。時下許多年輕人已養成了上網抓音樂，而不花錢買唱片的習慣。

2003年孫燕姿發行「The Moment」新專輯，曾首開先例，將一首從未曝光的新單曲上線，歌迷預購一組網路密碼，即可付費下載，一次25塊台幣。不料這項創舉很快遭非法下載，功敗垂成。顯示音樂數位市場的倫理其實尚未建立，當內容生產者想要建立一個新的數位銷售模式時，往往受到無情打擊。

當初蘋果電腦i-Tunes買下音樂授權提供合法線上音樂下載，大大改變了音樂消費模式，但合約只限美國，像I-POD一年十萬到20萬台，裡面的音樂都是未授權的。台灣這幾年陸續成立合法的音樂線上服務公司：KKBOX，Ezpeer+，Mu-mo，iNmusic等，就串流(Streaming)和下載分別收月費。總之聽眾直接下載mp3，已漸成風氣。馬世芳就說沉寂已久的黑膠唱片近年開始翻紅，音樂玩家兩極化購買黑膠和mp3，直接跳過CD。

數位版權管理機制(DRM，俗稱的加密)近年在流行音樂界被熱烈討論中，但科技界仍分成DRM和DRM free兩派，對音樂數位版權的開放或管制的看法莫衷一是。

馬世芳認為，目前音樂界還在測試消費者對模式和價格的接受點。他企劃統籌的「城市音樂」平台，去年起和中華電信合作，錄製高品質現場音樂展演實況，以計次收費的方式提供樂迷線上收看及收聽。但李瑞斌卻認為，即使最後是DRM free上風，科技端的利潤分享模式也勢必要有所調整；簡單說就是：「以前free的東西不代表永遠都會free。」，消費者的觀念一定要變。

他期待產業端、科技端、消費端，盡快建立一個合理、健康的市場秩序。不過，時間需要多久？流行音樂產業才能停止失血？李瑞斌也不敢樂觀預測。

公部門能成為流行音樂的推手嗎？

學法律出身卻立足於流行音樂界的李瑞斌，領導IFPI對抗盜版和網路侵權一路不遺餘力。公權力是否能成為流行音樂產業的推手？李瑞斌期待公權力用在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秩序上面，譬如P2P 軟體動輒50萬名會員，如何告起？就需要公權力的協助。目前，最為業界詬病的是，流行音樂還找不到單一的主管機關窗口：唱片主管權在新聞局出版處， 詞曲創作在文建會，演唱會在教育部和境管局......，事權不統一，主管層級不夠高，橫向協調不力。

但除了基礎環境的鋪設和相關法令的成立外，李瑞斌和馬世芳都不認為政府應該親力親為、介入產業的製作和行銷。甚至馬世芳說，如果唱片產業惡化到必須向政府拿補助才能生存，像國片輔導金那樣，早就該自己關門收山了。因為唱片工業不可能獨立於娛樂工業而生存，即使不可能回到90年代初期的顛峰期，但分眾市場仍有穩固基礎，對兩岸市場也願意保持樂觀。

馬世芳說文化產業不應以硬體作為主導，甚麼都要蓋園區、蓋中心。大興場館不但有與民爭利之嫌，還可能扼殺生機。政府應以建設軟體和人才的制度為主，重視既有的指標廠牌、音樂聚落，照顧現有的人才所需。與其砸大錢辦放煙火式的音樂活動，砌出的是排場，而非文化產業；不如用更精省的經費培育人才，譬如送音樂人出國，促進人才的國際交流。

另一項馬世芳認為的當務之急的工作是：的收集、保存、保護、整理、典藏音樂相關資料；近30、40年來，音樂是台灣最重要的文化輸出品，影響力超過電影、戲劇、文學，一旦有系統地整理、典藏，可是無形的文化資產。像這種文化的、教育的、關乎公共價值的，但缺乏市場性的工作，業界不會做，但政府應該做。

馬世芳曾為文：「我常常在想，1976年陳達老人帶著月琴上台北到『稻草人西餐廳』唱歌的時候，要是現場有一部錄影機，那該有多好！同樣地，1986年羅紘武入伍前『紅螞蟻』在高雄的告別演唱會、1991年濁水溪公社在『Wooden Top』的表演、1993年伍佰在『息壤』轟動藝文圈的演唱、1994年『Scum』時代的骨肉皮......那些曾經輝煌的片段，如今都化為老骨頭口中懷舊的傳奇了。若是當時有人帶著錄音機、錄影機，把彼時鮮猛生動的現場實況留下來，我們便能知道，唱片之外，他們曾經創造出何等令人驚嘆的聲音。那都是歷史的血肉，是後輩殷切想望的珍寶......。」

令人迷惑的文創法

李瑞斌為「大興場館」之說緩頰，說他原則上是贊成建流行音樂中心的，因為全台灣還沒有一個流行音樂演唱會的專門場地。觀諸台北大、中、小三巨蛋，都是綜合體育、音樂、表演的多功能用能場館，並非適合高品質演唱會的理想環境。而全台擁有最高品質音響空間的中正文化中心音樂廳，堅持藝術性，完全排斥流行音樂進入。現在各鄉鎮縣市很多淪為蚊子館的文化中心，也都是禮堂的建築格式，其實難以翻修成中型音樂場館。

好幾個版本的文創草案來來去去，讓產業界的人覺得霧裡看花。李瑞斌認為，文創法位階定位不明確，是最令人迷惑之處；如果作為國家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憲法，那麼以這個位階層次，其中許多如關於施行細則的法條必須拿掉。如果說，這個法案是國家帶領人民邁向文創大國的執行依據，那麼其內容定位又不明確。文創產業類型從五項到十五項，改來改去，只引發各界很大的困擾和紛爭。

文化創意產業是指文化事業有望升級為產業者，還是指產業中摻有創意和文化成分者？李瑞斌半玩笑地說：檳榔西施是不是一種創意？它有沒有文化？有沒有產業？流行音樂是產業，但一年周邊收入就達20億的周杰倫一個人算不算一個產業？還是一個組織才算一個產業？

目前的文創草案連這些基本問題都無法回答。

馬世芳說，音樂文化的起點，素人的、草根的，最原創的部分不在大企業，不在唱片公司，不在園區；卻可能在網路上、在life house、在隱於小巷街弄間的音樂酒館中。政府對民間音樂展演空間，法規重重設限，稅賦層層剝削，使民間經營場館者根本無利可圖。本該是音樂創意的沃壤，卻備受壓抑；應先滋養民間土壤，讓音樂人有安身立命的環境。

文創產業是讓許多像阿嘉一樣的音樂創作者出人頭地的奇蹟？還是有如海角鄉長喟嘆的：山也BOT，海也BOT---又再是政商聯手分配資源的藉口？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