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登於1103期<新新聞>)
總統大選前，一群對政治冷感、搞不懂藍綠的藝文人開起黑色笑話：「下一任文化部部長會不會杜正勝？」----喔，對不起喔，台灣還沒有文化部，只有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會，為政府主管文化藝術事務的主要部門。年度預算5、60億臺幣，占國家總預算百分之零點三幾。只有二十多年歷史，在80年代之前，全國的藝術發展事務是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權責，換句話說，從前政府視文化藝術的目的在「社會教育」。
五月將卸任的現任總統，曾喊出「文化治國」的口號，兩度競選時都許諾：要提升文建會為文化部，並將文化部年度預算從o．三八％提高到百分之二，如今這份文化部的組織草案不知鎖在哪個抽屜裡呢，今年總統大選兩方認營又分別冒出文化觀光部、文化體育部的競選諾言。至關未來文化的重大方向與格局，又未經文化界充分的思辯和討論，實在讓人不知該期許總統兌現承諾好、還先別硬兌施行比較好？
扯遠了。回到「下一任文化首長會不會杜正勝？」的話題，當時言者意在做驚人之語，聽者搖頭嗤之--好個沒缺政治現實感的笑話啊！但請問在杜正勝出現以前，又有誰料想得到有一天我們台灣的教育主管首長會不懂得「罄竹難書」、「音容宛在」？會說出三隻小豬也是成語等徹底違背教育精神的話？
台灣教育界沒人才？不，台灣的教育指標，在亞洲也算數一數二，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教育部長？或者，為何教育部長敢甘冒不諱？答案大家心知肚明，因為執政者維親信是用。這個例子說的是：教育首長之所以為教育首長，關鍵不在教育，而在政治。
1. 文化首長要有政治的抵抗力
而難道文化首長之所以文化首長主委，關鍵就在於文化嗎？文建會主委自申學庸女士起連續四任皆為女性，對內閣「性別平衡」的貢獻不小。2004年5月，陳其南真除主委，接下來四年內文建會主委換了四名：陳其南、邱坤良、翁金珠、王拓，任期分別為一年十個月，一年四個月，八個月，和一百零五天。若要說這些主委上台和下台如此迅速的理由為何，其實也無關文化，無一不是政治布局。由於任期短，政策無法連貫，要說誰為某文化政策負責、誰因為某文化政策失誤而下台，那也是從沒有的事；責任政治於此蕩然無存。
大學校長尚須經過遴選，文化首長則完全由內閣任命，文化界無置喙餘地，只能來來去去一起歡送和迎接舊新主委。因之文化機關首長，既然官派任命，因此唯政治是瞻，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囉？
舉例而言，文建會據以抵擋都市計劃破壞文化資產的尚方寶劍「文資法」在處理有八十年歷史的樂生療養院時，應斬未斬：是古蹟就強力擋捷運局令其另覓新地，不是古蹟就速速說明讓反對人士啞口，偏偏左閃右閃，暫定古蹟之後又推拖三年之久，最後推給地方政府，致使捷運工程延宕，經費暴增，而加劇支持樂生院保留者與新莊市民的衝突。
相對照下，民主紀念館(前中正紀念堂)的圍牆命運就截然不同。因牽涉意識形態和政治角力，台北市文化局三天內就完成了文資法審理，拆圍牆小組訕訕然歸。文化標準，輕易被綁架，也無怪許多人漠視文化的主體性了。
所以，我們衷心「期待」：未來的文化機關首長，必須是一個硬骨的人，血液裡點獨特基因，敢將文化當頭，擁有「你任命我，所以你尊重我」的膽識和風骨。消極面擋下戕害文化的政治干預，積極面甚至以文化影響政策，刷新紀錄，讓「以文化作為21世紀首要發展競爭戰略 」不再淪落口號之林！
2. 文化首長要能堅守文化的核心價值
文化很抽象，甚麼是文化？作家龍應台說：「教育水準、人民素質、公民社會、藝文創新，綜合起來，就是文化。」範圍很廣，正因為如此，特容易被穿鑿附會，沾邊帶故。文化本有個寬定義：人類的生活方式，所以幾乎只要人的活動都牽連得上文化，辦個農展也可以說是「橘子文化節」，把房子裝潢漂亮些可以號稱「住的文化大師」，要行銷觀光就利用文化升格為「觀光文化」等等，以此類推，孰曰不可？但經費是有限的，人力有限、時間有限，如何把資源用在刀口上？那就要看甚麼是文化建設的核心所在，而哪些則需要跨部會整合。
有人說：「造橋鋪路，何必政策？」，文化機關的宗旨之一在提升國民文化素養，促進全體精神生活品質而設。文化教育、藝術鑑賞、精神品質的提高等屬文化建設的基礎建設層次，與任何嶄新「理念」其實無關。現在文化創意產業成為當今顯學，市場價值當道，文化往往是小眾的、菁英的、弱勢族群的、傳統藝術的、環境永續經營的......其他價值的最後一道防線，也許不能化為產值，卻是精神的寶貴財產。撤此防線，全面向產值、物慾投降，實非文化的提升。這是一個訊息爆炸、價值混亂的世紀，文化的核心價值，比任何時候都必須被牢牢握在主事者的心中。我並非指文化與產業一定對立，而是珍惜多元價值，畢竟這是台灣多年民主化和自由得來的成果。
台灣缺乏天然資源、地狹人稠，人力是我們最大的資產。將文化視為人的素質要件，蓄積文化以提升整體「國力」，是一種視野；把文化當做生意「投資」，將本求利，創造財富，也是一種視野；但試問哪一個視野寬？哪一條路走得長遠？哪一項才是文化的本行？
一項土木建設、經濟政策或可三年五年得出績效，故當總統四年也多少能評估政績，然而文化薰陶化成、厚植長積，沒有幾個十年，往往看不出來，看似無形無利，然無用之用往往是為大用。
當金權結盟如日中天，文化首長如何將有限有形的政治資源投注於不必立刻計算效益的栽植、培育與陶成的工作上，並且面對其他部門，面無卑愧，心無內荏？他必須堅持。另一方面他又必須有寬闊的心胸，與其他部門充分合作，整合資源，有效利用。在一片「全民拼經濟」的讜論中，文化首長要看得更長、更遠，作為精神價值的中流砥柱，堅持文化是令台灣驕傲、人民幸福、國家有尊嚴的重要籌碼。
3. 文化首長要有融匯百川的胸懷
人性常出現互相矛盾的要求：明知道沒有人十項全能，偏要求主管天縱英明、樣樣精通；期待任何事都有縝密而全面的思考，又偏要求首長在鏡頭前機智問答；明明希望首長勤政愛民，但也知道一旦勤於政事，就不可能常到菜市場來跟你握手或者你開店他來幫你剪綵，而你全都想要……。
文化的層面很廣，縱向層次細膩，文化首長不可能樣樣通。所以他需要察納雅言，善用專業。所謂專業，並非僅指放洋留學、報告論文成章的「專家學者」，還包括最了解實際狀況、並有原創精神的專業工作者。紙面上的理論並不能代替真正在地應用，在做重要文化決策前，應該有充分公評、辯論的空間，以符合實際狀況，一面也促進民眾的文化參與，養成公民的文化意識，與思辯文化議題的習慣。
過去往往首長上任時立刻發表一番鴻圖大略，編列預算、請足專家、雷厲風行，到實際第一線上卻窒礙難行，多少「蚊子館」因此而來。砸下大錢興建，卻無專款維修和專人管理。還有廿個鄉鎮的表演廳有十八種規格，公部門擁有資源和鴻圖，卻無法支付實際需要。一線藝文工作者在外面繼續淒風苦雨，而官衙內繼續做報告浪費有限的文化預算。
另一浪費的例子就是許許多多由地方和中央文化主管機關策動的「文化節」，除了占據幾天媒體版面，得到一張參與人數報表，變為一冊圖文並茂的檔案，寫進官員的政績履歷報以外，對地方文化有何深耕？人民生活依舊，煙花過後，一切船過水無痕……。
文化發自人們的生活，從內而外，從下而上，才有紋理和深度可言。台灣經歷幾番移民、殖民的歷史，以致我們總能迅速靈敏地吸收外來資訊，相對原發自創的精神卻有所不足。今天誰能驕傲地說：台灣文化足以與華文世界、西方世界、國際世界對話的地方何在？但現在不能講不代表未來沒得講，無論如何，有一點卻可以肯定：若有的話必然來自民族根性、來自土地底層，是根基有特色的文化結晶。
「天縱英明」是一種上對下的政策迷思，應該轉成從下而上，民間自興的文化。台灣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民，是華文世界中第三部門最發達的地方，三萬多個民間社團，六千多個基金會，能量之大，其他華人地區難以望其項背。政府只要創造好的土壤、疏通成長空間，適時予以澆灌，開花結果指日可待，不宜以「政績」、「業績」為導向。與其大辦活動、大興土木、大倡版圖，不如協助已經營多年的民間文化社團、文化活動、藝術工藝等，放大格局，幫助它整合資源、擴大市場，使其變大、變壯、變得有競爭力。
這些年來，娛樂漸漸侵蝕占媒體版面，文化不但沒有跟進，反而萎縮。廣大的民眾其實對文化是麻木的，文化彷彿為少數文化工作者存在，或者說，文化政策像是遙遠的高層玩的高尚理論和預算分配遊戲。
要解除這種民眾對文化的這種麻木感，我覺得不是拿「文化是好生意」，或「好外交」、「好國防」，做短線的越界操作，而是專注於文化本體，將文化深耕入人民的生活、精神、與價值抉擇，使我們不再空虛、短視、焦慮、暴躁……。
從這點上看我們寧可要拓開河床的長工，默默讓百川齊來融匯，而不要高舉鴻圖大略的文化首長，做人存政在人亡政息的夢幻演出。每當他們離開的時候，所有美麗的藍圖、方針、連同口號、口水，都一齊隨之落幕……。
我不禁想起小說《百年孤寂》的結尾場景：邦迪亞家族在複雜的血統迷宮中相互追尋，最後一代子孫被螞蟻吃掉，第一代建立的城鎮被風掃滅、從人類的記憶中消失，不再重來。但這家族的孤寂尚有一百年，中華民國的國祚至今還不滿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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