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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4

一個台灣人看澳門城市藝穗節

我第一次到澳門,並且因受邀為2009年澳門城市藝穗節( 2009 Macau Fringe)的駐節藝評人之故,我註定要從劇場去認識澳門。

藝穗節開幕日正逢復活節假期,一天內澳門湧入八萬港客和內地觀光客,無疑對戶外活動的人潮有錦上添花的效果,尤其第二天的巡遊,從大三巴牌坊出發的巡遊隊伍被分不清是遊客、記者、工作人員還攝影家的相機團團圍住,必須以排山倒海般的氣勢和義工幫忙排擠開道,才能讓隊伍緩緩推進。

當晚我在曉角劇場看了葛多藝術會的《有冇人住係新美安?》和黃玉君的《我只得走》。令我吃驚的是,演出者的年紀大都是二十歲不到、還在求學階段的年輕人!姑不論演的得純熟或稚嫩,他們的演出內容都是關於澳門年輕孩子的故事—差不多也就是他們自己。

年輕,敢說自己的故事

在台灣,在專業劇場做售票製作者,很多是讀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後,以劇場為職志的創作人。雖然在台灣能靠劇場養活自己的人也很有限,但創作人往往身兼幾份差事,或當個時間自由的SOHO族,以求把精華生命奉獻給劇場。我想到二十歲上下的台灣孩子,他們在做些什麼呢?可能還陷在以準備聯考為主的生活,「一切等考上大學再說」;也可能進入戲劇學院從中西方戲劇史讀起,在校園劇場、大小排練室排練莎士比亞、契訶夫、貝克特等大師名劇,作為「師法名家」的習作。

學風薰陶下,學生好像有點自覺不夠格或不夠膽「說出自己」;甚至許多自己當老師了的人還老搬出名家經典來「重新創作」,奪他人酒杯、澆自身塊壘。然而,澳門葛多藝術會的年輕人完全沒這包袱,管自己是否有莎士比亞的紅唇、契訶夫的煙斗、貝克特的鞋子,理直氣壯演出自己關心的事:在澳門發生、澳門所特有,使我不得不認識:原來澳門不只有葡風老屋,還有很多人住這種「屋村型」大廈、澳門的小孩玩這象棋這種老遊戲來、澳門的孩子有留或不留家鄉的糾結情懷……。

劇場,可以無所不在

接著一星期,我奔走於澳門高低起伏的小徑去尋找表演。澳門城市幅員不大,路窄坡斜,古屋處處,適合步行。正規格的黑盒子劇場少,有味道的小角落卻多,竟獨樹一幟發展出環境劇場。

下雨天的晚上,我在婆仔屋的院子演出一齣關於疾病和死亡的戲《千紙鶴》。有人告訴我正屋是婆仔屋的舊太平間,加上劇中一聲聲淒厲的呼喊:「Grandma!」害我開始起雞皮疙瘩;此刻院中爬滿老樟樹幹的垂垂綠藤和道具十字架上的白飄帶,竟因風一起晃蕩起來……。

我在牛房看台灣來的《光‧音》音樂肢體劇場,我聽說牛房是從前圈牛隻的磚房,因應環境變化,牛房版《光‧音》燭火延著餵食槽鋪向舞台。石頭公社的《南灣湖的金魚缸之盛世危言》則在安靜的畫廊內進行,不發一言,戲本身也安靜得像幅蠕動的畫,長達十一小時。另一場景拉到南灣湖畔,是城市難得的寧靜之地。傍晚時分,天色一分一寸暗沉,岸上賭場霓虹燈一盞一盞亮起爭輝,形成天然的舞台燈光。最後,穿著白色制服的中學生們坐上汽艇,一艘艘出航去;這齣戲的節奏讓我充份領會到慢的迷人。

《玩‧風景》一齣戲有兩個環境版本,一個在三樓酒館的天井內,一個在抽乾水的游泳池裡,live音樂、live即席水墨,舞蹈和道具,從創意到執行都非常瘋狂而大膽。《扭曲二手童話歌舞劇》選在廢棄的幼稚園演出「限制級」版的小紅帽童話。三根洗衣桿綁起來的背幕吊桿,活動拉門恰巧成為舞台機關,洗窗工人「回收」上台演小紅帽,觀眾坐的小朋友塑膠椅,處處都顯出「二手」的風格,以粗陋和顛覆並肩出擊。

天邊外劇場《如果在聖庇道街.一個累人》想當然爾在聖庇道街,要不是這個演出我想我一定走不到這條貌不驚人、停滿機車、爬滿鐵窗、仰頭只見一線天的小巷……. 。足跡的《冇水流蓮》更是經典,藉「藏寶圖」的設計讓觀眾穿梭於新橋一帶,讓人發現另一種看風景、逛澳門的角度。

多樣化,互相結合

其實《冇水流蓮》分兩部份,一部份是為期近一個月靜態的展覽,一部份是特定時間的表演,兩部份都關於老空間的記憶。在出發地點窮空間的「博物館」默默訴說舊物背後的歷史,彷彿一場靜態演出。

《南灣湖的金魚缸之盛世危言》也分三個部份:錄像+肢體、裝置、行動藝術。形式雖大不同,但概念上都同樣在質疑「表演」的本質。

韓國的Bomroya則基於藝術家本人的多才多藝,在藝穗節中有畫展和兩場音樂會,無論樂風和畫風都帶有這個年僅29歲的大女孩、既甜美又叛逆的個人風格。

多樣化的輸出,讓我深深感受到藝穗節以創作者的意念出發的表現主軸。提出想法就給予空間,不拘藝術形式、不拘什麼空間。游泳池水可以為你抽乾、船可以替你從海邊搬到湖邊、公園可以到處幫你接音響和燈光線……或許與主辦是民政總署有關。

藝穗節的靜態展覽部份,我印象最深的下環街光復里的「光復貓影」,兩位定居台灣的攝影家,來到光復里住兩個月,以街貓為主角記錄下一條街的陰晴日夜,相片就用塑膠衣架、木夾子,像襪子抹布似地掛起來,充滿生活味。

劇場的生活,生活的劇場

我認為在澳門這樣的空間推出「全城舞台」理念是合適的。世界許多知名藝術節都發生在宜於散步的小城,例如法國的亞維儂(Avinon)和蘇格蘭的愛丁堡(Edinburgh),所有表演場地都離不遠,趕赴看表演之間還可邊走邊逛。壯麗的美景,特殊的地形,神祕的氛圍,固可激發創作者與環境對話的欲望,但澳門城市藝穗的環境劇場有點特殊:創作者幾乎都是本地人,創作的地點也是生活的地點,生於此、居於此、遊於此、藝於此,內容深深反映作者對生活空間的感受。

《冇水流蓮》的設計是讓觀眾以身體力行的方式,親身經歷老空間和老回憶。那些回憶,又何嘗不是作者以身體和生活一點一滴所累積?不像一般黑盒子劇場開第四面牆,演者向外投射,觀者自外窺看;《冇水流蓮》沒有截然的旁觀者,所有人一起進入現場、一起擁有自內向外的視角:看雲、看天、看樓頂、看腳下,體會生活於其中的感受。

天台版《玩‧風景》與其說舞者像活在井底,不如說活在某連棟屋的天台,四周被新建的高廈所圈圍,我們從高廈的角度俯窺:人的空間窄仄,容易互相挨蹭;心靈不會被有形的空間限錮,換個心情像條潑墨般自由隨興、自在快樂—這完全反映了這城市中人的想望。

《如果在聖庇道街.一個累人》也有類似的觀點。戲始於夜黯靜巷疲憊的夜歸女子,結束於影像走出一怡然自得站在天台邊緣,風吹著頭髮,手捧著盆栽的女子。一花一世界,別人無所謂,態度決定處境。生活空間與演出劇場的界限如此模糊,以致開場時我們幾乎無察四周已無聲無息滑入演出狀態,有藝評人認為是技術失誤,我倒不怎麼以為意。

最小的空間,最大的自由

藝穗最早的概念來自愛丁堡,fringe有邊緣、非主流的意思,作為對官方主辦之藝術節品味的對抗。超過半世紀之後,我在愛丁堡藝穗節看到的叛逆的意味已不太濃厚,因票房的壓力而產生的譁眾節目卻變多了。也許確實挑戰了「莊嚴藝術」,卻無能頑抗「商演娛樂」的勢力。剛啟辦的台北藝穗節大致師法愛丁堡藝穗的精神,因為表演眾多,形成市場競爭,創作者每發創意當下,「票房在哪裡?」的思慮便如影隨形跟上,得失我不願二分論斷;然而在澳門城市藝穗我看到一種小劇場的新鮮精神。在狹窄巷弄、有限天井、錯身都要小心奕奕的畫廊、移動式觀賞,觀眾位置本來就不多,但完全不影響創作者的投入,「我有想法要發表」是最重要的,「我是誰?來自何處?」的探問是強烈的,直率的豪氣成為一種令人目眩的自由,幾乎是台灣小劇場剛崛起時那種一往無前、生猛無慮的氣息,幾乎是令我懷念的—雖然我原本不是一個喜歡懷念的人。

當然,藝穗節的節目並非全無缺點,作為藝評人更責無旁貸要提出,長此發展下去可能的隱憂:一,大多數演出由「概念」出發,較看不到屬於「功夫」的一面--硬裡子劇場功夫需要經年累月鍛練和累積,這可能也跟大環境缺乏職業表演的生存空間有關。二,演員年輕,而且皆業餘,表演能力會漸健影響到創意的執行;生嫩的缺點在黑盒劇場就更曝露無遺。三,環境劇場要成為發展大宗,觀眾也會變得更挑剔,除非本就要觀眾散心地看,不然如何從紛繁的環境訊息中把觀眾的心每一分一秒都牢牢抓住,聚焦在表演上,手法要如何更細膩而不著痕跡,將是下一個課題。

節錄版登於澳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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