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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0

余光中之三

刊載於<新觀念>雜誌2006年9/10月號封面人物
晚霞去時,把海峽交給燈塔
我的桌燈也同時亮起
於是禮成,夜,便算開始了
燈塔是海上的桌燈
桌燈,是桌上的一座燈塔

一生蒼茫還留下什麼呢?

除了把回不了頭的世紀
留給下不了筆的歷史
還留下什麼呢?一生蒼茫
--<高樓對海>,1998

南台灣文化之星

八十年代,兩岸交通漸漸鬆綁,詩人的中國結,漸漸也不成「死結」。1985年,余光中接受中山大學校長李煥邀請,到新成立的中山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從此香港「沙田文學」祭酒,轉移到這座相對於台北的人文薈萃,草莽味熱濃的海港城市--高雄。余光中一來立刻變成高雄市的文化招牌,他的「讓春天從高雄出發」成為人人傳誦的名句,因他來拜訪高雄的文化人士絡繹於途,從北台灣、東台灣,甚至來自對岸、海外。

詩,看來柔弱無用,但是有時一句詩,或者一個詩人,就能讓一座城市的文化綻亮起來。

中山大學的宿舍恰如香港中文大學的宿舍,背山面海。高雄扼巴士海峽和台灣海峽之交,國際商船進進出出,比吐露港更壯麗。詩人曾說:「住在海邊,就像做了無限(Infinity)的鄰居。」。入夜後碧波萬頃,黑濤如墨,只有燈塔擎炬守夜。詩人的桌前一片寧靜,與城市同眠,一盞桌燈醒著,照亮一顆猶然火熱著的詩心。

大論述的時空背景雖然消失,但詩人的心從蓮霧、檳榔、石榴,到親情、友情、國情,題材變得寬闊。從五十八歲定居高雄以來,《紫荊賦》、《夢與地理》、《安石榴》、《雙人床》、《五行無阻》、《高樓對海》等詩集,以及十幾本散文集、翻譯、評論,陸續從面海的桌燈下給接生出來。

詩人七十歲生日那年,還自覺劇跳的詩心只有三十五,而謬思更只芳齡二十七!

人生長了總有許多故事可說

打電話給詩人。中山大學因為捨不得余教授退休,聘請他當榮譽教授,保留面海的辦公室,希望教授常到校園來走動。

電話中教授的聲音靜靜緩緩,柔柔徐徐的,以樂器來說,近於弦蕭而不近銅金,但字字清晰。

我總覺得打電話必要有「事」,可我說不上因為什麼特別的事,要問,又什麼都想問似乎唐突,一時語拙於是說:「老師,我想聽您的故事。」

他淡淡地說:「一個人年紀大了,總有許多故事可說。」

余光中的生活其實給公眾瓜分得所剩無幾,演講、座談會、代言活動、為新書寫序,都來瓜分詩人的時間,還有像我這種採訪的人。邀約兩岸三地都有,一年詩人總要飛海外十五、六趟,簡直馬不停蹄。余教授很是為沒有時間專心創作而煩惱,但抱怨歸抱怨,最後還是心軟答應採訪,聽到最後我的一顆心簡直都要濕了,趕緊搭飛機來「聽故事」。

寂寞的長途

詩人對他的公眾身分,我感到他是相當冷靜的:「我最近想寫篇粉絲與知音。一個人的粉絲可以很多,但知音很少。粉絲會變,知音不會變。粉絲很感性。知音是理性的。下里巴人可能聽者成千上萬,但都是粉絲,陽春白雪只有幾名聽眾,但盡為知音。」其實詩人早年的詩作即有預見:「凡我至處/掌聲必四起如鴿群,我的心/痛苦而荒涼,我知道,千隻,萬隻/皆是幻象,一隻,也不會伴我遠行」(<凡我至處>,1968)。寫了半世紀的詩,最初作伴做詩的朋友,如李莎、鄧禹平、方思、夏菁…,一一擱筆,離隊失群,環顧四周寫詩者,又換一批詩人會社,詩人感嘆道:「詩的道路是寂寞的長途。」、「潮流起落、理論消長,只是長征途中的幻影。」(1978)

那麼到今日再看當年的論戰呢?

「論來論去,也不是很有道理。」余光中說:「皆因政治跟文學糾纏不清。」他舉例王安石推行新政,在政治立場上王安石是進取的,蘇東坡是保守的;但在文學上王和蘇各有千秋,並列中國文學史。英國史上,保皇黨跟清教徒政治立場勢不兩立,但文學史上共享同一版圖。他結論說:「一個作家好不好,是看對人生的看法,對語言的把握,文章能不能傳後…,而不是看政治正不正確。」

當年在鄉土文學論戰上決裂的台灣文學家陳芳明,今日卻成為替余光中辯護的文友。「從前台灣看不到魯迅、巴金,對岸看不到梁實秋、林語堂。現在,這些作家的作品上了彼岸的教科書。歷史會證明:最後總是文化修正政治,而不是政治修正文化。」

對中文的使命感

雖說「和星宿早已停止了爭吵」,余光中近年還是成為不太合乎當政者口味的「搶救國文教學聯盟」總發起人,早年為中文嘔心瀝血的詩人,現在為搶救中文而站上火線,卯上教育部長。

在一場「挽救國語文教育」的座談會,我才驚覺到詩人的錦心繡口,暗自嘆服果然是這樣冷面幽默、嫻熟語言藝術的人才能是「寫文章只是憑本事,過日子才是憑天才」的才子英倫才子王爾德劇本《不可兒戲》、《溫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的中譯者。

不管公開或私下聽余光中講學都是一種享受。中英文俱佳的他,可以英文觸類旁通中文;又可以中文從旁佐證英文,讓人充分感覺到語言文字的趣味,不同系統可以這樣由「精」而「通」,又由「通」更「精」的境界。

然精通雙語的他,卻相當反對「白話文西化的病態」。白話文的運用今日大都不成問題,只是在西文、電腦、媒體、簡體字等影響,道地而優美的中文,越來越不可見:「今日的中文雖因地區不同而互見差異,但共同的趨勢都是繁瑣與生硬。」譬如「因此」變成「基於這個原因」,「問題很多」變成「有很多問題存在」…,在詩人看來都是「污染而淤塞」的中文。

不忍心簡潔而靈活的語文生態變得面目全非,詩人提出警告:「對於這種化簡為繁、以拙代巧的趨勢,有心人如果不及時提出警告,我們的中文勢必越變越差。」

余光中喜歡借高僧亞奎納斯之諭,把中國文化比方為一個大圓,圓心無所不在,圓周無跡可尋,而中文乃其半徑,中文能走得多遠,中國文化的大圓就有多大。作家的責任與使命,就是延長這半徑。

詩是最精煉的文字

四十歲時他還不斷地仰問
問森羅的星空,自己是誰
為何還在這下面受罪
難道高高在上的神明
真的有一尊,跟他作對?
而今六十都過了,他不再
為憂懼而煩惱,他的額頭
和星宿早已停止了爭吵
夜晚變得安靜而溫柔
如一座邊城在休戰之後
當少年的同伴都吹散在天涯
有誰呢,除了桌燈,還照顧著他

一樣的水打兩樣的岸
回頭的岸是來時的岸嗎?

有什麼岸呢是可以回頭的嗎?
-- <後半夜>,1989
詩人經歷的那個時代,我無緣際會。詩人那長長的故事、深深的心事,我也必須誠實承認:我不可能一下子熟稔。幸而詩人留下文字,成為詩人感受世界一路的見證。誰都戴過錶,但誰說得出:「白晝你銬住了手腕/用鋼鐵無情的節奏/扼緊我脈搏的自由/夜晚你守在夢的邊關/一遍遍向雷達網上/追躡我越界的方向/有誰,至高無上的權威/能違背你精確的指揮?有誰能逃出你嚴密的佈陣--時針,分針又秒針?」這樣的聯想?誰都看過一壺水燒開,但誰說得出:「天地寂寂,只一壺清水/在火上活潑地叫開」這樣的韻致?看天安門,詩人說的話比誰都清透些:「八十歲和二十歲的對話裡/誰的雄辯比機槍更流利?/什麼回答比坦克更具體?」

詩是最精練的文字;詩人的心,也永遠比人多一竅。訪談後一面閱讀詩人的詩,一面想著同樣的世界,用細膩的詩心會怎樣感受?用精練文字該如何訴說?逐漸詩人文字在眼前閃閃發光,和停機坪上的顯示燈在夜空中疊影…。

1974年,詩人在賦《白玉苦瓜》已經預見詩與永恆拔河的結果:真苦瓜,是生命的現實,會枯爛朽壞;假苦瓜,藉藝術延續生命,「短暫而容易受傷的,在一首歌裡,變成恆久而不可侵犯的,這便是詩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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