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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19

楚戈之二

刊登於<新觀念>雜誌2006年4月號封面人物

楚戈說:「我寫文學沒有什麼使命感,藝術也是『玩耍進行曲』,人生又『無所謂』。」「不與人爭、無得亦無失,自在一生,但也從不預防,從不未雨綢繆,這是我一生寫照。」

楚戈故鄉在汨羅江邊,汨羅江上游由汨水和羅水兩條山溪匯集而成,最後注入洞庭湖。河寬與台北淡水河差不多,不比湘江浩蕩廣闊,但它在歷史上卻鼎鼎有名。因為中國最古老也最有名的詩人屈原,懷抱匡世之志,而在這裡抑鬱投江。

乍看來楚戈和屈原絕無相似,除了楚戈和屈原都是天生的詩人。楚戈的畫有詩情,詩有畫意,都是廣義的詩。

怎麼看楚戈和屈原絕無相似,除了楚戈和屈原都生於戰爭離亂—那種民命賤微如草,輕易被擺弄蹂躪的時代。

怎麼看楚戈和屈原都絕不相同,當十七年小兵拿張「戰士授田證」的廢紙退伍;中年以後罹患癌症、中風,而猶能嘻笑人間,創作更勃發,怎能跟好歹做到三閭大夫,不得君王重用就跳河的屈詩人相比?

少年從軍流離失所

一九四九年,從汨羅江邊農村來的青少年,隨軍移駐台灣,闊別家鄉不能回。那雙後來作畫的手,當時在搖製螺絲和修理汽車。只有趁休假來台北到中山堂看免費畫展,到圖書館看免費書,稍解心靈苦悶。

楚戈說:「我成為我,實際是從湖口開始的。」詩人當時年滿二十,軍隊移防新竹湖口,客家小鎮淳樸的人情撫慰了遊子的寂寞孤獨,給予他家人般的溫馨,成為他的第二故鄉。這裡是楚戈初嚐戀愛的地方,也是他嘗試寫作的開始。

那年代出身軍旅的文藝青年不少:小說家朱西寧、張拓蕪,詩人辛鬱,畫家楚戈,他們大都被成個別現象,背景很少被深究。如楚戈所說:如果台灣單純只是中國最小的一省,如果不是國民政府退遷台灣,大江南北人匯聚在這小小的島上,如果不是在那苦悶的時代裡唯文藝可以解憂,台灣的文藝界可能不會迸發出那股百花競放的生命力和多樣性。但這群夾在軍隊中,失學而嚮往文藝的青年,卻是在台灣文學史上被忽略的一群人。

流浪咖啡館當文藝青年

五O年代,楚戈發表新詩、寫散文、自學自畫、泡咖啡館,當時正值台灣現代詩百花競放的時代,楚戈參加詩人紀弦發起的現代派新詩運動。楚戈說:「若非經歷那段時光,我不會成為現在的我」。

現代詩運動可溯至五四,胡適推行新文學運動,改文言文為白話文,改舊詩為新詩,但當時的新詩技巧和表現還未成熟,只能說嘗試,還談不上真正的詩文學。真正受西洋文學日深,出現質量均佳的現代詩作品,發生在五零年代的台灣。一群學院外的文藝青年,詩、文學、小說、音樂、舞蹈、繪畫、設計、藝術…,不分領域打成一片,因缺乏根據地,集體留連在台北城附近的咖啡館,過著波希米亞情調的藝文生活,這股力量也醞釀日後下一波文學運動「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楚戈身在其中,自命「咖啡館裡的流浪民族」,並以此為名出版一本散文集。

楚戈紀錄的流浪族人包括:小說家陳若曦、王楨和、黃春明,詩人紀弦、蕈子豪、鄭愁予、商禽、辛鬱、劉大任等,文評家唐文標,音樂家許常惠、史惟亮、李泰祥,畫家李錫奇、秦松、夏陽、揚英風…等等。經常流浪的咖啡館,有在衡陽街「田園咖啡屋」,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西門町的「野人」、「作家」,或郭承豐開的「天才」咖啡屋等等。楚戈認為這是在白色恐怖、「民多忌諱」時代的「地下文化中心」,加上當時身在學院,卻大力提攜青年藝術家的文化大學戲劇系主任俞大綱,俞老師辦公室在館前路,任令年輕文藝份子走動聚集,是「地下文化部」;楚戈認為這是民間在野者的文藝復興力量。

五四遺緒

胡適在台北逝世那年,楚戈和一群朋友,非親非故,也挨擠計程車去參加追悼會。楚戈認為在那白色恐怖、風聲鶴唳、知識份子都噤聲的時代,胡適是唯一個敢向當權「說良心公正話」的人,現場動了真情,竟放聲大哭起來,說「中國人的良心」死了,人微言輕的波西米亞族,「不哭何為」?。

胡適就其詩和文采,或難稱為文學家或文豪,但一筆劈開中國文學史的分水嶺,確是大師無疑。不過,楚戈認為從八世紀以降,中國詩文學與傳統水墨畫互相融合,舊詩和國畫是孿生兄弟。他認為胡適革了「舊文學」的命,卻沒革掉「舊國畫」的命,言下之意:革文不革藝,革命革一半。

所以楚戈一開始畫,就把傳統水墨技法全拋,不摹不臨,畫不似山的山水,非不循技法的花鳥,畫傳統所無的「抽象畫」,彷彿身體力行五四以來,未竟全功的藝術革命。

只是楚戈「無所謂」、「率性玩」的態度,實在很難讓人跟「大師」聯想一塊兒,讓人忽略他心中的自有理絡的「道」,有根據有願景的「叛逆」。而他自己從不大張旗幟,擺出大師的姿態,寧可以「小兵」、「流浪民族」、「老頑童」自居,稱心快意地活。

自由和叛逆

楚戈最愛自由,他說:「如果繪畫風格得像商標一樣有固定的形式,那對我來說很不好玩、很乏味,我寧願不要有什麼固定風格。」楚戈筆隨心至、不求形似,這種「遇」的繪畫哲學,跟傳統「文人畫」的精神不謀而合。

然楚戈偏偏是最反對臨摹和延襲。宋元以來,文人畫凌駕畫家畫,畫家畫先想要主題,結構、技法清晰,文人畫講究寫意,輕視技巧,主要是水墨,以為上品。但意難學得,後代習畫者便以臨摹上品文人畫作為方法。楚戈說差一點兒的創作,也比最好的模仿品要有價值:「一般人以為某人的畫真好,凡可以被模仿的就不是真好。一般人以為某家難學,凡有人可以亂真,便證明不是真的難學了。」他批評傳統國畫教育,公然師法古人、前輩,等於鼓勵欺詐,弄得「師生不分,古今無別」,搞一池渾水。

這番「離經叛道」的說法,暗中得罪不少傳統國畫的擁護者。楚戈藝專畢業後,入故宮博物院工作,據說館方委員會給他一個最低的職缺,希望逼他不幹,誰知楚戈不計名利,安之若素。

糊塗以混世

如果時代太不平靖,個人的命運就如飄萍、身不由己。擅長操弄者得勢,謙沖直道者麼不隱忍避世、要不終日憤憤,或者,糊塗混過。

心儀老莊哲學「寧曳尾於塗中」的楚戈,經歷二十世紀的紛擾中國,有他一套處世之道:「時代把我錘鍊成這個樣子,詩反映了我的人生態度。對現實生活我採取近乎放棄的方式。我所爭的大部分都和我自己的利害無關,凡與我自己利害有關的,我盡量規勸自己設法放棄。」

或許不計較得太徹底,忘性一洩千里。楚老在自己的散文中自陳無心之忘的經驗,連欠債或約會都可以忘記,被朋友罵:真糊塗還假糊塗?。

時世多乖,楚戈也許抱著難得糊塗的心理,鬆鬆散散去面對很多說不通、看不慣的人事,保持自我自在優游的空間,享受不問寵辱的瀟灑。但楚戈行文中仍不時洩漏他知識份子的感時憂民:「歷史上的知識份子,都有救亡圖存的出路,只有這一代的知識人無能為力,連『生死以之』獻身的機會都沒有,真是無奈的時代。」

時代多變,在每一個人身上烙下滄桑;敏感的心靈,將滄桑折射成美麗的詩章—這一點,楚戈和屈原是相似的。但目下無塵、寧為玉碎的楚人屈原,和糊塗混世、越活越精采的楚人楚戈,肯定是不一樣地,漫遊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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